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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領域，雖然共產邪靈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學，但它並沒有放鬆對中小學的侵蝕。它採用各種狡猾的手段把學生變壞、變傻，為進一步在大學裡給他們洗腦做準備。把一代一代學生變得知識越來越貧乏、思維能力越來越差，這個過程歷時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領導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後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沒有脫離進步主義教育的藩籬。除了給學生灌輸無神論、進化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還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壞學生的傳統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輸道德相對主義和一系列現代觀念及變異的生活態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個部門，他們採用了非常複雜的欺騙和強制手段，讓學生和公眾防不勝防。
1）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傻
美國是民主國家，上至總統、議員，下至市長、鎮長、學區委員等等，都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軌道，不僅取決於人民的道德水平，還取決於其知識程度。假如選民對歷史、政治經濟制度、社會問題等所知甚少，就無法明智地選出可以為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和根本利益著想的官員，就等於把國家置於危險的境地當中。1983年美國教育部委託一組專家，經過18個月的調研，寫出一部名為「國家在危險中」（A Nation at Risk）的報告。報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為了使我們的國家能夠運作，公民必須能夠在短時間內，在相互衝突或不完整的證據的基礎上，就複雜問題達成一些共識。教育有助於形成這些共同的理解，托馬斯‧傑斐遜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這一點：『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會的最高權力還有什麼更安全的存放處；如果我們認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見識明智地行使權力，那麼補救措施不是從他們那裡拿走權力，而是要讓他們增長見識。」對個人而言，知識貧乏、思維能力差就無法分辨魔鬼的謊言和欺騙。共產邪靈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滲透到教育體制的各個層面，把學生變傻變笨，以便於邪靈操控。
《國家在危險中》一文中寫道：「我們社會的教育基礎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蝕，它已經威脅到國家和人民的未來」，「如果現在美國教育的平庸表現是一個不友好的國家強加給我們的，那麼甚至應該把它視為一種戰爭行為」，「我們不僅讓蘇聯衛星事件之後學生成績的進步付之東流，而且毀掉了帶來進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就其效果而言，我們不知不覺地進行了一場單方面的教育裁軍」。報告引用一位學者的話指出：「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會超過、無法達到甚至不能接近他們父母的水準。」
報告列舉了一系列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除了在國際考試當中常常墊底之外，2千3百萬美國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礎的讀寫能力，無法滿足稍微複雜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歲的青少年當中是13%，在少數族裔當中可能高達40%；從1963年到1980年，大學入學考試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績直線下滑，語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數學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歲青少年不具有高階思考能力，近40%無法就閱讀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會寫議論文，只有1/3能夠解決需要幾個步驟的數學題。
上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教育界的有識之士發起「重回基礎（Back to Basics）」運動，是否有助於挽回美國教育的頹勢呢？2008年，埃默里大學英語系教授馬克‧保爾萊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題為「最笨的一代人」的書，書的第一章綜合了教育部和民間機構的考試和調查結果，從歷史、公民常識、數學與科技、藝術等幾個方面概述了美國學生的知識缺陷。2001年的全國教育進步評鑑（NEAP）的歷史考試中，57%的學生的成績「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達到「優秀」（advanced）。令人驚訝的是，當考題問到哪個國家是美國二戰中的盟友時，有52%的人選擇了德國、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蘇聯。其它幾個方面的結果同樣令人大失所望。
美國教育質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來，「弱智化（dumbing down）」這個說法出現在多本有關美國教育問題的著作中，成為探討美國教育者繞不過去的一個概念。紐約市資深教師、教育研究者約翰‧泰勒‧迦圖寫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級數學或修辭課本，你會發現那時的內容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水準。」[4]為了不使美國教育的成績單顯得過於難看，標準化考試機構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義了大學入學統考SAT的分數。1941年SAT開始採用現代形式時，語文考試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滿），到90年代平均分已經下降到424分，於是ETS把424定義為500分，以避免讓公眾感到尷尬。
教育質量的滑坡不僅表現在學生讀寫能力的下降上。由於基礎知識的欠缺，美國學生的思維能力急劇下滑。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90年代指出，由於不良教育的影響，學生不光不會閱讀、不會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什麼，因為他們「常常把思考和感覺混為一談」。與60年代那些侃侃而談的反叛學生領袖不同，現在電視新聞節目中採訪的參加街頭抗議的年輕人很少能夠連貫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訴求，缺乏基本的常識和思維能力。
學生成績下滑的原因並非現在的學生沒有以前聰明，而是因為被共產邪靈操控的教育系統在悄悄進行一場針對下一代的戰爭。《蓄意把美國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國教育部擔任高級政策顧問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說：「美國人民不理解這場戰爭的原因是，戰爭是在背地裡進行的──在我們國家的學校裡，目標是被俘虜在教室裡的孩子們。」
2）進步主義教育是魔鬼的順手工具
美國中小學教育的大面積背離傳統開始於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後，一代代進步主義教育家炮製出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論說辭，改變課程設計，淡化教學內容，降低教學標準，造成了傳統課程體系迅速解體，教育水平不斷下降。
（1）從盧梭到杜威
美國進步主義教育之父是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而杜威受到法國18世紀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巨大影響。
盧梭主張人性本善，是社會造成了人的道德墮落。他認為，人生來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狀態下，人人都享有這一天賦的權利，只是在人類進入文明狀態之後，才出現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特權和奴役現象，從而使人失掉本性。他主張對兒童進行所謂「自然教育」，即放任兒童的自然傾向，不對兒童進行宗教、道德、文化上的教育和引導。
眾所周知，人性中善惡同在，如果不充實人性中的善、限制人性中的惡，人會無限放大人性惡的一面，最後必然走到無所不為、無惡不作的地步。盧梭以其富於詩情畫意和煽動性的詞藻，迷惑了很多一知半解的淺薄之徒，其教育思想對現代西方教育的破壞性之大罕有倫比。
時隔100多年後，杜威又把盧梭開始的破壞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下，杜威認為兒童也應該擺脫家長、宗教和文化傳統的影響，自由發展，適應環境。在道德上，杜威是個實用主義者和相對主義者。他認為沒有最高的和一成不變的道德，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感覺來決定如何行事。道德相對主義是讓人脫離神給人界定的道德規範從而走向敗壞的第一步，也是極其重要的一步。
杜威是1933年《人本主義宣言》（The Humanist Manifesto）上面簽名的33位人士之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不同，20世紀出現的人本主義的實質是無神論，一種世俗宗教。它建立在進化論、唯物論等現代思想之上，把人看成機器，或者是生物化學過程的總和。因此，教育要按照教育者的觀念去塑造人、引導人，這種思想和馬克思的「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大同小異，並無實質的不同。此外，杜威也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
美國哲學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相信，「杜威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這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馬克思本人只是朦朦朧朧地意識到的，在其早期著作中略有涉及，卻從來沒有闡述清楚。」1921年，蘇俄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內戰當中，竟然抽空出版了一本62頁的小冊子，內容是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的節錄。1929年，莫斯科第二國立大學校長阿爾伯特‧P‧平克維奇（Albert P. Pinkerich）寫道：「杜威無限接近馬克思和俄國共產黨人。」 阿蘭‧瑞恩（Alan Ryan）在杜威傳記中說，杜威「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非極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