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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還包括一種重要的手段，就是在教育中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psychological conditioning），灌輸道德相對主義。
1984年3月，數以百計的學生家長和老師參加了美國教育部在包括華盛頓特區、西雅圖、匹茲堡等七所城市主辦的「學生權益保護修正案」聽證會。聽證會的證詞多達1,300多頁，保守派思想家菲麗絲‧施拉芙麗（Phillis Schlafly）將這些證詞編輯為《教室內的兒童虐待》（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一書，於當年8月出版。
施拉芙麗用「心理治療式教育（education as therapy）」來概括聽證會證詞涉及的問題。與傳統的以傳授知識為主要目的的教育不同，心理治療式教育致力於改變學生的情感與態度，把教學時間用來玩心理遊戲，填寫關於個人問題的問卷，強迫兒童就自殺與謀殺、結婚與離婚、墮胎與領養這類成人問題做出決定。
事實上，這類課程並非為了學生的心理健康而設，其目的是通過心理操控改變學生的價值觀。
（1）心理學與教育學
現代教育學的基礎是哲學和心理學。除了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以外，對現代美國教育有巨大影響的還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和以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心理學，而法蘭克福學派則綜合了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學說。比如，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馬爾庫塞主張，正如在經濟方面要消除「剩餘價值」，在個人生活上也要取消「剩餘壓抑（surplus-repression）」。他主張釋放本能、放縱個性，幫助催生了上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
深受上述幾個心理學流派影響的國際衛生組織（WHO）第一任總幹事、加拿大心理學家布洛克‧齊碩姆（Brock Chisholm）在1946年的一次演講中說：
每個文明中都存在著一種心理扭曲……它是一種阻礙人們看到和承認顯而易見的事實的力量，這種力量使人產生自卑感、內疚和恐懼……能夠產生這些變態的唯一心理因素是道德，是非、對錯的概念……[這種]人為地強加的自卑、內疚和恐懼，通常被稱為「罪（sin）」……這種情況造成了那麼多人無法適應社會，並且感到不快樂。……擺脫道德意味著自由觀察、思考和明智的行為……要想使整個種族擺脫嚴重的善惡負擔，精神病學家必須承擔最初的使命。
齊碩姆從錯誤理論出發，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理論──為了解除人的心理痛苦，必須破除道德和是非對錯的概念，而負責發起這場針對道德的戰役的是精神病學家。不知是否受到齊碩姆的直接啟發，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發明了「澄清價值觀（values clarification）」課程，客觀上起到了破除人類傳統道德和是非觀念的作用。
於是，杜威的道德相對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壓抑學說、齊碩姆的心理學理論，匯成一個反對傳統道德的大合唱，一起摧毀了美國學校的道德堤防。
（2）用道德相對主義混淆學生的價值觀
很多上世紀70年代末期上學的美國人都記得這樣一節課，老師讓學生假想一個情境：沉船之後，幾個人被迫登上救生艇，有船長、幾名兒童、一名懷孕的婦女、一名男同性戀等。由於救生艇超載，必須讓一個人放棄求生的機會。老師讓學生討論讓誰離開救生艇，也就是決定哪一個人應該放棄生命，而老師對討論不做任何評判。
這是70年代出台的「澄清價值觀」課上常常使用的一個故事。這類課程，除了「澄清價值觀」以外，還有決策制定（decision making）、情感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探索（Quest）、毒品預防、性教育等。
《為什麼強尼不能分辨對錯》的作者基爾派翠克描述，這類課堂的討論變成了無目的的自由交談，觀點來來回回，卻永遠沒有結論。老師變成了脫口秀主持人，引導學生辯論諸如換妻遊戲、吃人習俗、教兒童手淫之類的問題。這類課程引導學生拋棄在家裡養成的價值觀，卻產生一種錯誤印象，即思想行為的對錯是純粹主觀的，最終造成學生道德價值觀的全方位混亂。這樣的課程製造出道德觀念的文盲，學生只相信自己的感覺，而不了解自己的文化。
索維爾發現這些課程運用了大量極權國家給人民洗腦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①精神壓力、強烈的刺激去敏化，破除情感或理智的抵抗；②把對象孤立起來；③操縱同儕壓力檢驗學生從前（從家庭或者教會繼承）的價值觀；④剝奪個人的正常防禦能力，如矜持、自尊、隱私感或拒絕參與的能力；⑤獎勵對新態度、價值觀和信仰的接受，這種回報可以表現為免遭其他人受到的壓力，也可能採取其它有形無形的方式。
索維爾指出，這類課程的共同點是鼓勵學生背棄家長和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它們以一種中性的或者說「不加判斷」的方式進行，不尋求區分「對」和「錯」，而是要尋找對個人來說什麼感覺良好；其重心是個人的感覺，而不是社會或理性的規範。（未完，明日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