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邪靈敗壞教育的目標,在西方是通過進步主義教育,耐心等待上百年,經過了幾代人逐步達到的。中國雖然有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傳統和積澱,但邪靈利用特定的歷史條件造成當時人們的急功近利的心理,誘導中國人採用了激進的手段,在數十年間迅速割裂傳統,讓人摒棄傳統價值,達到敗壞教育、敗壞人類的目的。
20世紀初, 當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開始腐蝕美國不久,他的中國弟子們也紛紛學成回國,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鋒。利用當時中國人的自尊被西方船堅炮利橫掃、知識分子急於尋求民族自強之路的善良願望,魔鬼引誘中國人掀起了一場激烈否定傳統的所謂「新文化運動」。這其實是一場文化破壞運動,是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新文化運動」有三位主要代表人物,他們分別是杜威的弟子胡適、後來的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以及後來被毛澤東譽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的魯迅。中共另一位創始人李大釗在後期也成為這場文化運動的主要打手。
新文化運動以中國傳統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弊端為藉口,將中國的百年積弱歸咎於傳統「綱常名教」,以「打倒孔家店」為主張,將傳統文化視作「舊文化」,將一切西方文化視作「新文化」,以「科學」和「民主」的口號批判傳統信仰。這場運動成為隨後更激烈的「五四」運動之先導,掀起了徹底顛覆傳統倫理價值的第一波浪潮,同時為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入侵中國,生根、發芽和壯大奠定了基礎。在教育界,新文化運動帶來最大的危害之一是「白話文」運動。在胡適的提倡下,小學國文教育完全改成白話文。這樣,一代人之後,多數中國人幾乎讀不懂古文,《周易》、《春秋》、《道德經》、《黃帝內經》等等傳統經典只是學者專業研究的內容,與普通學生無緣,中國輝煌五千年的文明成了擺設。
神在中國文化發展中安排了書面語言(文言文)和口語分離。中國歷史上經歷多次民族大融合以及文化重心的地理遷移,從而使口語不斷發生變遷。但由於寫文章用的文言文和口語分離,使其保持大體上的連續不變。清代的學生依然可以讀懂宋代、唐代乃至先秦的典籍,這使中國文化傳統藉文字而延續數千年不斷。共產邪靈誘騙中國人從語言上斬斷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時和口語合二為一的白話文也使其易於進一步摻雜變異語言,把中國人進一步推離傳統。
中共建政前後的「掃盲」教育以及普及文化的初等教育,直接採用直白的洗腦灌輸,掃盲班和小學一年級學生學的頭幾句話就充分體現「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毛主席萬歲」、「萬惡的舊社會」、「萬惡的美帝國主義」……這和漸進主義教育在兒童讀物中摻入「海瑟有兩個媽媽」等變異理念,方式上雖有鮮明的對比,本質上都是意識形態的灌輸。前一種方式教育出來的孩子長大之後會主動維護中共暴政,在互聯網上謾罵攻擊談論普世價值的人;後一種教育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孩子以「歧視」為由不允許發言者談傳統理念。
中共建政不久便開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重點是大中學校園。其主要目的是改造知識分子的人生觀,強迫他們放棄傳統道德準則,放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觀,採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看待世界、人生。尤其是「舊時代」培養出來的教授,要反覆檢討、坦白,接受同事、學生的揭發、批判,連潛意識中隱藏的「反動思想」都要清除──那不是「微攻擊」而是「猖狂攻擊」無產階級。當然這比「敏感度培訓」要激烈得多,一些人甚至無法忍受羞辱和壓力而選擇自殺。
隨後,中共在大學裡開展了「院系調整」,大量壓縮、合併、取消原大學裡的哲學、社會學等人文科系,許多綜合性大學只剩下蘇聯模式的理工科,因為若延續民國時期自由的學術氛圍造就的人文科系,教授和學生對政治、社會問題必然有獨立的思想觀點,這是中共暴政無法容忍的「威脅」。同時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成為所有學生的必修課。整個過程在兩三年之內完成,這和魔鬼在西方通過一代人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從而將馬克思主義思想塞進大學,動作相反,速度差異很大,但效果卻差相彷彿。
中共1958年開始「教育革命」,其突出特點是:首先,強調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破除對資產階級專家的迷信」,在黨委領導下組織學生編寫教學大綱、教材。北大中文系60個學生經過30天時間,就編寫了一部長達70萬字的《中國文學史》。這充分實現了進步教育強調的以「學生中心」、「探索式學習」、「合作式學習」的教學法,學什麼、怎樣學都由學生自己商量決定。目的很明確,就是破除對權威的「迷信」(實質是灌輸反傳統理念),放大學生自我中心主義,為下一步文革中「造反」打基礎。其次,強調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各學校都辦工廠,在大躍進高潮中師生大煉鋼鐵、開墾農田。連人民大學這樣的純社科大學都辦了108個工廠。這名義上是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實際上是讓學生啥也學不到。(未完,明日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