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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導，一名台商坦言，像他們公司，「最高峰時聘了200多位台幹，至今只剩50多人。」某台商機械大廠董事長更進一步指出，中小企業台商在中國大陸經商失敗者約有八成。
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以親身經歷強調，掠奪台商就是中共的政策。台商失敗率高的原因多是投資後，當一切運作上軌道開始賺錢時，常引來中共官員及地方人士覬覦，接著就利用各種方法強取豪奪，輕者侵占台商權益，嚴重者掠奪台商企業，致使台商血本無歸。
然而，賠錢還不是最慘的情況，更嚴重的是許多台商連自己的人身安全都無法保障，為數眾多的台商台幹被暴力威脅、非法審判、拘禁，有人就此變為「台流」，無家可歸，在大陸各城市流浪，甚至有人遭殺害滅口。
依據海基會統計，截至107年7月底，受理台商申訴案件累計7,819件，其中人身安全投訴案件3,864件，財產法益投訴案件3,955件；這還僅僅是敢於向外求助者，台商實際受害數量遠遠超過如此。
高為邦表示，到106年為止，估計25年來台商向國台辦申訴案件多達7萬件，被坑害金額高達新台幣1兆元，且沒有案件能合理解決，甚至有案例是官司勝訴了也拿不到一分錢。
具體而言，台商到大陸發展容易遭遇到以下幾種情況：
一、陸方奪取關鍵商業技術
在中共對外商掠奪性政策的指導下，大陸廠商的主要目標很明確，就是台灣公司的核心技能。台商不理解的是，在中共黨文化教育之下，大部份大陸商人認同「狼性」 ，為達競爭目的不擇一切手段，無所謂法律道德良知的底線。
台商到大陸投資，普遍會遇到的情況是核心專業技術被竊取，產品遭到山寨，部份台廠無法承受打擊，經營狀況急轉直下，最後被迫歇業。
就連鴻海集團董事長也遇到類似情況。據媒體報導，2003年，比亞迪創辦人王傳福找到郭台銘，希望鴻海幫忙做電池殼，當時比亞迪只是一家生產手機電池的小公司，鴻海則已是手握幾十億美元訂單的代工龍頭。據郭台銘回憶，「我還帶他參觀富士康的工廠，結果他看到我們賺錢，就挖走我四百多個幹部，偷走上萬份文件。」之後王傳福複製郭台銘的事業模式，打造如鴻海的手機代工產業鏈，迅速發展成難纏的對手。
對此，郭台銘情緒激動：「山寨頂多只是抄襲、模仿外觀，有人查還會躲躲藏藏。比亞迪不只是抄襲，甚至派商業間諜竊取我們的資料，然後毀滅證據。」後來郭台銘於2006年將比亞迪告上法院，令郭董訝異的是，原本認為十拿九穩的官司，竟遲遲無法勝訴；比亞迪每到重要判決，都全身而退，與竊取機密者撇清關係。
二、台陸合資 經營權被迫移轉
台商與大陸當地廠商合資經營，但陸方目標是整個公司的經營權。在「合作」過程中，陸方漸漸展露其真實意圖，開始運用各種政商手段逼迫台商交出公司所有權。最普遍的情況就是鑽台商在稅款、財務方面等漏洞，與政府或公安體系合作；人生地不熟的台商投訴無門，遇到政府「查稅、查帳」往往只能任人宰割，被判決違法逃漏稅。其他手段包括與當地法院合作，以貪污腐敗等各種罪名控告台商等。
至此，陸方掌控公司經營權，造成部份台商完全拿不回款項，血本無歸。另一部份台商就此身陷囹圄，被關在監獄，有甚者就此人間蒸發。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新光天地百貨與北京華聯集團爆發經營權糾紛，新光最後遭華聯侵吞。更恐怖的是，新光少東吳昕達還一度遭到北京當局限制出境，華聯更動用大批保安限制台籍幹部的行動，新聞震驚兩岸。
另一個例子是廣來發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的沈柏勝，1992年在天津市政府農場局的邀約下，雙方合資共同經營天津市政府農場局底下的國營農場「雙林公司」。沈柏勝占有43%的股份，並同意借貸100萬人民幣現金給中方的合資企業。
一年過後，設備架設完畢、借款100萬現金入帳，公司可以開始營運時，中方開始翻臉。對方告訴沈柏勝，合資的中方企業已經沒有資金了，要求沈柏勝按合資比例再注資700萬人民幣。
但是，由天津市政府完成合法驗資報告的國營企業，怎麼剛開業就沒錢了呢？沈柏勝感覺匪夷所思，隨即向主管單位天津市外經貿委申請查帳，但遭拒絕。無奈之下，只好轉向國台辦陳情。國台辦邀請了天津市農場局來協調，並開給沈柏勝一個證明，表示國台辦有依照要求進行協調。只不過，案情還是沒有進展。
由於中方合資企業還欠沈柏勝借款100萬，不得已，1998年初沈柏勝只好到法院進行訴訟。這一告非同小可，中方合資企業背地裡竟然和法院聯手，冒用沈柏勝的名義，把屬於沈柏勝的資產透過法院程序轉移到中方合資企業的名下。1998年年底法院判沈柏勝勝訴，他要求法院執行判決，卻被告知對方已上訴。這一上訴，沈柏勝等了六年，2004年親自去查法院的判決內容才驚覺，他雖然勝訴，名下的財產卻早已被轉移到中方合資企業上。他一路被蒙在鼓裡，毫不知情！
沈柏勝悲憤地說：「你自己的財產怎麼被霸占的你自己都不曉得，人家是靜靜地把你財產分配完了！」
近來中國經營環境惡化，台商的中國夢碎，紛紛撤資，以廣東為例，早已出現「逃命潮」。圖為示意圖。（AFP）三、得罪中共官員 身陷囹圄
台商不了解中共官場黨文化的運作方式，誤以為中共官員會遵守基本的法律道德原則，政商關係良好就可以縱橫大陸商場。然而，在中共治下，法律要服從於「政治」，法律條文與契約都只是徒具形式，可以隨著中共喜好擅加更改。
1989，擁有美國籍的台商吳緯國懷抱著「中國科技夢」，從新竹科學園區轉戰大陸珠海設晶圓廠，創辦珠海南科電子公司、珠海南科單晶矽公司和珠海南科整合電子公司，是廣東最受歡迎的台商之一，公司一度頗具規模，員工達兩千多人。其胞兄還曾是國際奧會執委吳經國，政商關係良好。
然而好景不長。2009年，當地政府徵收其土地，說是要建學校，但實際上是要賣給建商蓋住宅大樓。吳緯國無法得到合理補償，即依法進行上訪投訴，並將此案訴諸媒體，事後雖然得到了1800萬人民幣的補償，但他合法的投訴舉動卻令中共珠海官員懷恨在心。
2012年12月25日，在廣州蘿崗台商協會的聖誕晚會上，攜家帶眷的吳緯國還陶醉在聖誕節歡樂氣氛之際，第一道菜都還沒上，就被數名珠海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隊，以逃欠稅名義當場拘捕入獄。事發後，珠海官方要求的欠稅與滯納金1000多萬元人民幣，吳家在2個月內全數繳清，但珠海公安局仍不放人。據報導，有國稅局與公安局經偵隊的官員交代，要讓吳緯國「走著進來，躺著出去」。
吳緯國一家兄弟在事發後立即分頭展開救援行動。大哥吳經國寫信給當時的政協主席賈慶林，時任國台辦主任的王毅還派了2位副局長前往珠海協調，但都無疾而終。弟弟吳建國也奔走兩岸官方黨派，並運用大陸關係向公安、軍方系統求援，但都石沉大海，吳緯國現在還在監獄中。
四、遭中方合夥人背叛 冒名貸款、盜領存款
被當地媒體封為「芒果教父」的洪肇銘從1991年起，陸續帶著一些高級芒果品種到三亞種植，運用幾千畝大面積土地生產，產品備用當地民眾喜愛，生意好到必須雇用上百位工人才能應付市場需求。
但他在海南引領水果革命的成就遭到覬覦，被中方合夥人私下以果園向海南島樂東縣農業銀行貸款400萬人民幣。貸款案還涉及當地縣領導，當洪肇銘將違法貸款案通報當地公安局之後，公安局反而在有力人士的指使下，以「詐騙」為由逮捕洪肇銘，並以刑訊逼供方式強迫他承認已經把果園賣給合夥人。
另一位台商黃錫聰同樣遭到冒名抵押大陸資產，貸款1,030萬人民幣，導致泉州市法院要拍賣他的資產。黃錫聰驚覺這是貸款詐騙案，要求法院交由公安機關偵查後再審理，但沒想到被法院拒絕。無奈之餘只好自己去向公安局報案，卻發現已有人向公安局「打招呼」了，連公安都不受理。
還有一位曾姓台商的案例更為誇張。為了在東莞設廠，他將800萬人民幣存入當地銀行，當他再次查看帳戶時卻發現所有存款不翼而飛，經過追查才發現遭不明人士偽造印鑑盜領，曾姓台商將銀行告上法院，但法院兩年後才開庭審理，審判結果為銀行需賠償全部損失。
但就在法院強制執行前，曾姓台商深夜被三名武警強壓至山區，威脅他不要再與銀行糾纏，否則把他活埋滅口。幸好他機靈地用手上的勞力士手錶賄絡看守他的武警，連夜逃回台灣。
大多數台商無法理解，在中共當局「黨天下」的統治下，中國大陸沒有民主與法制的基礎，法律與道德也只是參考用，而且近年來一直在突破底限。許多人想，既然是個十足的人治社會，只要打通最高層級官員的人脈，事業就能萬無一失了。
真是如此嗎？不。台商如果碰到利益糾紛，什麼人情基本上都不管用，因為中共當局就是掠奪台商的幕後主使者，而且侵佔所得的利益層層雨露均沾。若是中共當局需要，法律、契約、人情關係統統必須讓位。而且中共的邏輯是，全天下都是我共產黨的，我也代表所有人民，所以人民的就是我的。在黨文化邏輯中，也不尊重所謂的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如果黨需要，強迫徵收台商的土地、資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對於投資中國已箭在弦上的台商，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建議，絕對不能合資經營，合資就等於是「引狼入室」，不管對方是國營企業、鄉鎮企業或私人企業，不管誰是經營者都一樣，「最後你必定是輸家」。
第二，高為邦建議，重要職務，包括財務、會計、生產技術、市場營銷等，一定要用可靠的台籍幹部來掌控，否則，一旦讓中方職員知道這些資訊，很可能就是企業結束的時候了。
最後，高為邦指出，台商應保留部分盈餘，隨時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如果遇到重大「糾紛」時，應該走為上策。
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以親身經歷強調，掠奪台商就是中共的政策。圖為示意圖。（大紀元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