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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蘇聯一樣，中共在自由社會裡的形象同樣大大得益於左派媒體和記者，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國左派記者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斯諾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又譯《紅星照耀中國》）偽造了毛澤東等中共高官的光輝形象，美化共產主義的罪惡，在西方大力為中共做正面宣傳。毛澤東因此說：「斯諾是為建立統一戰線所需的友好關係掃清道路的第一個人。」史沫特萊曾寫過不少吹捧中共領導人的文章和書籍。美國作家普萊斯（Ruth Price）經過十五年的深入研究，從前蘇聯檔案中發現了有力的證據，證明史沫特萊是共產國際間諜，在印度煽動武裝革命，並為蘇聯收集情報。斯特朗也寫了大量吹捧中共的文章。因為他們對宣傳中共形象的「巨大功勞」，斯諾、斯特朗和史沫特萊一起成為中共發行郵票紀念的三個美國「紅色筆桿子」。
3. 媒體從業人員的大面積左傾
大部分美國人都對媒體的準確性持懷疑態度，而且多數認為美國的主流媒體總體來說是比較傾向自由派（liberal）的。調查顯示47%的人認為媒體偏向自由派，而只有17%的人認為媒體偏向保守派。不過，人們自然會有這樣的疑惑：新聞業是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媒體業界怎麼可能系統地出現偏見呢？就算記者、編輯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和關於社會問題的個人看法，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報導會出現偏見，因為記者的職業道德是講究客觀公正和平衡的，不應該受個人色彩影響；如果真的存在系統偏見，那麼企業家可以建立沒有偏見的新媒體，這些新媒體將會導致有偏見的媒體破產。
這是很多人用來證明媒體不存在系統偏向的常用論點，但事實絕非如此簡單。美國政治學家格羅斯克羅斯（Tim Groseclose）2012年出版的《向左轉──自由派媒體的偏見如何扭曲美國人的思想》（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書用嚴密的社會科學方法分析了美國主要媒體的政治傾向，得出結論，美國媒體的平均政治傾向遠遠比普通選民的政治傾向左傾，即傾向於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相比媒體的平均水準，所謂主流媒體更是嚴重左傾，遠離普通民眾的政治理念。
該書還分析了由於絕大部分媒體從業人員都是自由主義者，客觀上造成對媒體界傳統派的壓力。在自由派媒體裡工作的少數保守派人士被看作「輕微地邪惡而且不像人樣（mildly evil or subhuman）」，即使不辭職，也不敢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更不能在文章中或製作的節目中傳達保守派的理念。由於媒體大幅左傾，具有傳統派觀點的學生不願選擇新聞專業，畢業後也不願進入媒體工作。自由派媒體從業人員在一個自我封閉的圈子裡互相加強其政治理念，視普通民眾為頑固不化的凡夫俗子，而自己才是引領時代潮流的精英、具有同情心和良知的知識分子。
主流媒體並不一定代表主流民意，蓋洛普2016年的一項調查也佐證了這一點。該調查表明，美國民眾當中的保守派占36%，仍然超過自由派的25%。也就是說，如果媒體如實反映大多數民眾的立場，那麼媒體的整體情況就不應該是左傾的。媒體的過度左傾顯然不是民意推動的結果，而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可以進一步推演說，大部分主流媒體不是在做公正報導，而是受到背後政治議程的驅動，主動引導讀者向左轉。這一點也可以從上面提及的蓋洛普調查中得到說明，民眾總體在向左轉。1996年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比率差距有22%，2014年差距只有14%，而到了2016年只有11%了。保守派的比率一直保持穩定，而中間派很多向左轉，變成了自由派。這個轉變，不能不說與主流媒體的超前超強左傾、引導民眾向左轉有關。由此，即使媒體出現系統偏見，也可以通過主動引導來製造具有同樣偏見的讀者群以維持媒體自身的生存。
媒體從業人員的黨派比例也可說明一些問題。通常左派（或自由派）傾向於民主黨，而保守派傾向於共和黨。據美國《華盛頓郵報》2014年的社會調查顯示，美國媒體從業人員中，28.1%自稱民主黨，7.1%自稱共和黨，相差四倍。在大的報紙和電視媒體中，左派占了絕大多數，從媒體所有權到社論、報導傾向都明顯左傾。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全美最大的100家報紙中，有57家公開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發行量超過1,300萬，而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只有2家，發行量只有區區30來萬。
為什麼媒體如此左傾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上世紀60年代受共產思潮影響，發生了大規模的左派激進社會運動，那些激進的學生後來搖身一變進入了媒體、學術界、上層社會、政府機構、藝術等領域，搶占話語權。
在大學裡，教授屬於左派的占絕大多數，新聞系、文學系濃重的左派意識形態自然也影響了學生。從事新聞行業工作的薪水並不是很高，很多人願意進入這個行業本來就是有一種理想主義的使命感，而共產邪靈鑽了這個空子，把至關重要的媒體悄悄地變成了左派的根據地。
除了新聞媒體，影視界也是重災區，可以說今天的好萊塢已經成為左派大本營。左傾製片人以其精良的製作和嫻熟的故事技巧，將左派理念推銷給社會，並輻射全球。電影主題常出現抨擊資本主義和所謂的階級壓迫、褒揚同性戀等反道德行為以及追求平權、反美情結等內容。
美國作家夏皮羅（Ben Shapiro）採訪了大量好萊塢明星和電視製作人，寫了《黃金時段的宣傳──真實的好萊塢故事：左派如何占領你的電視》一書。一個知名製片人說這個行業內是自由派「100%占主導，任何人想要否定這一點那簡直是開玩笑，或者是沒說真話」。當被追問是否政治觀點不同會成為進入業界的一個阻礙時，回答是「絕對沒錯」。一位知名製片人直截了當承認，好萊塢通過節目推銷自由派政治主張，他表示，「實際上我對此非常贊同。」一名執行主管在談論當今的電視喜劇的時候說到，節目中「只有一個觀點，那就是非常進步主義的視角」。一個知名的刑警題材的電視紀錄片系列的製作人承認，在節目中他有意更多展示白人為罪犯的場景，因為他不想讓觀眾形成負面的（種族）成見（註：在「政治正確」語境中，把少數族裔描繪為罪犯會被指責為種族偏見）。
夏皮羅認為造成影視行業偏左現狀的一個原因，是行業內的「裙帶關係」是基於意識形態上的。朋友推薦相同意識形態的朋友工作。他驚訝於好萊塢人群毫不隱瞞他們反保守派的行業歧視，指出正是這些主張寬容和多元化的人對於多元的意識形態沒有寬容。
4. 媒體成為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政治工具
新聞教育之父、世界上最早的新聞學院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創辦人威廉斯（Walter Williams）在1914年就訂立了著名的「新聞記者信條」（Journalist’s Creed），信條的規定包括忠於大眾、清晰、準確、公允、敬畏上帝、不受自傲與權力慾望所左右、不譁眾取寵、尊重讀者等。但上世紀60年代後，進步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深深影響了美國媒體，宣導（advocacy）取代了客觀，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報導取代了公允。正如本書已經多次指出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新偽裝。
在《媒體精英》這部經典研究中，作者發現，記者對有爭議問題的報導反映了他們自己的態度與教育背景，同時，在新聞室裡的占大多數的政治自由派把新聞報導推向自由主義的方向。
新聞學者凱帕斯（Jim A. Kuypers）在研究了美國新聞媒體二百多年的演變之後也認為，今天的主流媒體在組成上和報導實踐中都是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的。他提到，一左派大報的編輯說：「我們太經常在袖子上掛著自由主義，不容忍其它的生活方式和觀點。……我們毫不諱言：如果你在這裡工作，就必須是我們的同類，你必須是自由主義的、進步主義的。」在另一項研究中，凱帕斯發現，在種族、福利改革、環保、槍枝管控等許多社會議題的報導上，主流媒體都偏向自由主義。
左傾媒體占據主導地位後，對美國的政治生態產生很大的影響。媒體很容易把自己的政治傾向與新聞混雜在一起呈現給受眾。CBS前新聞記者戈德伯格（Bernard Goldberg）在2001年《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文章中說，主流新聞主播偏見如此之深，以至於他們「甚至不知道什麼叫自由主義的偏見」。
對講誠信的西方人而言，在看一些主流媒體和嚴肅的新聞時，心裡基本上不設防線。很多時候，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媒體報導的新聞是客觀的、全面的，專家的分析是基於可靠資料的認真分析。這種信任感，將人們不知不覺地置於左傾媒體的洗腦之下，媒體成為培養左傾勢力的重要基地。（未完，下週一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