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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電影的社會影響是世界性的。雖然在世界電影總產量中，美國電影占比不到10%，但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全球影院超過70%的放映時間是在放映好萊塢電影。好萊塢主導全球電影界是不爭的事實。好萊塢成為美國文化的世界性標誌，是美國價值觀在全球的傳播、放大器。魔鬼當然也不會錯過這個工具，來傳播反傳統的變異價值。
今天大多數的美國人也許很難想像，在上世紀30、40年代，美國的家庭幾乎不需要擔心電影對孩子們的影響，因為那時電影界有嚴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會的協助下，電影界制定了《海思條例》（Hays Code，全稱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條例的第一條規定：任何電影不得降低觀眾的道德水準。因此觀眾的同情絕不能導向罪犯、犯罪行為和罪惡；關於性的條例規定，必須維護婚姻和家庭的神聖性，電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關係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見的。通姦有時是情節所必需的內容，但絕不能做露骨的處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來呈現。
然而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伴隨著共產邪靈主導的「性解放」觀念升溫造成的文化道德衝擊，同時電視在美國家庭的普及給電影界帶來巨大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多的影片無視《海思條例》，對好萊塢原有的道德自律帶來極大的衝擊。如改編自同名小說的《洛麗塔》（Lolita, 1962），以繼父和未成年女兒之間的不倫性關係作為主題，獲得一項奧斯卡獎和一項金球獎。雖然在當時這部片子毀譽參半，但今天「爛番茄」影評網站41個評價中好評達93%，從中可見整個社會道德的巨大變異。
最終，60年代末西方受共產主義思潮影響的反文化運動高潮到來，宣告了好萊塢傳統道德秩序的解體。這個動盪時代中幾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標誌著魔鬼大規模控制好萊塢的開始。
首先是1967年的《我倆沒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該片改編自大蕭條時代以邦妮與克萊德夫婦為首的殺人搶劫犯罪團夥的真實故事。在大蕭條當中，由於房屋被銀行沒收造成了人們的流離失所，強盜對此表現出「義憤」。由此影片把殺人搶劫銀行行為描繪成是出於對社會「不公正」的不滿，暗示惡行有著某種羅賓漢式的「正義性」。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多次提到，魔鬼善於用某種看似「高尚」的「社會正義」把惡行合理化。影片中強盜夫婦由帥哥美女正面呈現，他們看上去有情有義、有「正義感」，而警察卻是無能、奸詐之輩。這清晰體現了當時反傳統價值、反社會秩序的主題。甚至在結局中，兩個強盜的死都顯得「無辜」，他們死於警察預設的「陰謀」，他們的死被美化成為打動青年觀眾的「暴力經典」，暗示他們是為某種「偉大事業」受難的「聖徒」。
影片的叛逆震驚了主流社會，卻獲得反叛學生的強烈共鳴。飾演男女主角的演員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年輕人模仿他們的風格、穿著、談話的方式、反叛習俗和反傳統的方式乃至死亡方式。一位激進的學生組織領袖在媒體上撰文，認為邦尼和克萊德是與古巴遊擊隊頭目切‧格瓦拉和越共恐怖分子阮文追一樣的「英雄」。還有激進學生組織宣告：「我們不是潛在的邦妮與克萊德，我們就是邦妮與克萊德。」
該電影以赤裸裸的暴力鏡頭、美化罪犯的主題和性的場景遠遠超出好萊塢道德規則邊界，卻仍然得到業界推崇：該片獲10項奧斯卡獎提名，最終贏得2項大獎。這意味著原有規則的解體。
另一部電影是同年底的《畢業生》（The Graduate），反映了上世紀60年代大學生內心的徬徨和衝突。男主角大學畢業，面對人生目標時茫然和孤獨。父輩所代表的傳統價值觀被呈現為枯燥與虛偽的，他因而拒絕進入主流社會。他被一已婚婦女色誘後，又和其女兒戀愛，當女兒洞悉其母親與該男學生有染後，親情、戀情交織在一起，當最後她和另一男友舉行婚禮之際，該畢業生趕來，兩人又一同私奔。該片將年輕人反傳統、亂性、亂倫、私奔等情節攪在一起，複雜離奇，但卻迎合了當時社會反叛青年迷茫的心態、反傳統的大潮流，轟動一時。其票房收入之多使其在歷年電影票房總收入榜中名列前茅。電影以7項奧斯卡獎提名，1項得獎獲得好萊塢認同。這兩部電影開啟了所謂的「新好萊塢」時代。
到1968年底，好萊塢用分級制度取代了《海思條例》。也就是說，什麼內容都可以上銀幕，只要貼上分級標籤就行。這大大放鬆了媒體人的自律，模糊了娛樂界是非善惡的標準。走到這一步，實際上是娛樂媒體人主動把道德和創作分割，魔鬼利用已經變異的社會思潮，通過媒體給人慾望的刺激，讓人在即時可得、成本極低的滿足感中躲避生活中的不如意之處，同時也利用製片商的貪婪，讓他們通過暴力和色情吸引人群，而得到商業回報。
電影是一個特殊的媒體，它讓觀眾完全融入影片塑造的氛圍裡，使其忘掉現實，和主角分享同樣的感受，與導演分享同樣的視角。成功的電影使觀眾如醉如痴，甚至不願讓任何事物把自己拉回現實。因此它對塑造觀眾的價值理念作用非常大，也使魔鬼利用它能更有效地讓人背離傳統。（未完，明日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