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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共悍然抓捕國際刑警組織主席，除了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共對待法律和國際規則的真實態度之外，也引發人們關注：有多少國際組織官員被中共推上台？
1923年成立的國際刑警組織是僅次於聯合國的第二大國際組織，擁有192個成員國，主要責任為調查恐怖活動、組織型犯罪、毒品、走私軍火、偷渡、洗錢、兒童色情、科技犯罪及貪汙等大型嚴重跨國犯罪，不過並無執法權力。
多年來國際刑警組織一直被質疑受到中共，以及一些不尊重人權和法治的政府濫用。
2016年孟宏偉被中共推上該組織主席的位置後，上述憂慮達到頂峰。「人權觀察」去年發出公開信，質疑國際刑警組織能否在孟宏偉的領導下維持對人權的尊重和保護。
國際社會的擔心主要源自於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報」（Red Notice）被濫用。「紅通」是一個為逮捕、遣返逃犯而設的警報系統，但它並非國際通緝令。中共一直將「紅通」引申為「紅色通緝令」，在華人世界中渲染、擴大了國際刑警組織的作用。
據美國之音報導，英國律師伯恩（George Burn）曾指出，密集發布紅通的政府，主要是中國（共）、伊朗等被認為「刑事司法系統很有問題的國家」。
中國旅美知名異見人士魏京生今年5月告訴美國之音，他曾被中共列入紅通名單，「後來我發現很多中國人都因為國際刑警組織被找麻煩」。
魏京生多年來一直批評國際刑警組織受中共操控，去年曾指責該組織每年接受中共巨額捐款。
中共暗中金援
據國際刑警組織網站顯示，在2017年的會費收入中，中共認繳的份額只有3.74%。但該組織去年5,400萬歐元（約新台幣19億元）的會費收入僅占當年1.42億歐元總經費的38%，也就是說國際刑警組織主要依靠未公開的「自願捐款」來維持運作。
雖然中共給國際刑警組織多少捐款是未公開的祕密，但中共從國際刑警組織獲取了多大「幫助」卻顯而易見。
據美國之音報導，中共公安部國際合作局局長廖進榮對中國媒體說，中共每年利用國際刑警組織申請發布200多份紅通，與外國警方相互求查案件約3千起。
僅2014年中共以追捕貪官為名，透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布上百份紅通，2015年更多達423份。孟宏偉2016年出任該組織主席後，積極推動該組織配合中共海外抓人的「獵狐行動」，向眾多涉案人員發出「紅通令」。
據中共公安部稱，「獵狐行動」2015年抓獲外逃人員857人，2016年抓獲951名境外逃犯。2017年中共稱獵狐行動5年緝捕逃犯3,317名。
逾半紅通違反章程
事實上，任何會員國都可以申請發布紅通，而且由於紅通是否公開由發布國政府自行決定，所以外界難以知曉國際刑警組織到底發布多少紅通。
也就是說，國際刑警組織網站公布的紅通名單，只是發布國要求公開的一部分而已。程序上，只要國際刑警組織祕書處認為沒有違反章程，就會依請求發布紅色通報。
國際刑警組織章程明確規定：「嚴禁本組織進行政治、軍事、宗教或種族等性質的干預或活動。」然而現實中，該組織發布的紅色通報經常被人權組織和歐美政府批評違背章程。
據富比世（Forbes）網站2018年9月25日的文章〈國際刑警組織有多少 「紅通」 違規？〉分析，保守估計，2016年，可能有54%的紅通違規。◇
外交官：中共在聯合國掌權
與國際刑警組織一樣，全球最大的國際組織——聯合國，也正受到中共越來越大的影響。美國之音引述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外交官的話報導：「中國（中共）正在聯合國掌權」。
據BBC報導，中共正在填補美國撤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留下的空間。
中共還透過增加對聯合國的贊助，來增加發言權。在聯合國2019～2021年度會費預算中，中共分攤的部分將超越日本，在各成員國中位居第二，僅次於美國。在聯合國維和經費上，2013年中共僅提供3%，現在中共提供的占比提升至10.25%。
另外，中共也會藉由在聯合國工作的中國人，施加直接或間接影響，來達到它的目的。
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各有一個聯合國副祕書長的名額。目前代表中共的聯合國副祕書長劉振民（Liu Zhenmin），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
儘管理論上聯合國副祕書長不能再代表任何國家的利益，但身為中共黨員的劉振民顯然不得不為黨說好話。例如今年1月劉振民在瑞士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時稱，中共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順應世界發展潮流。
而被國際批評為輸出債務和擴張霸權的「一帶一路」戰略，在聯合國得到一些中國專家和官員的支持。
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玩弄國際規則
作為全球最大的經貿合作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對中國經濟幫助最大的國際組織，也是被中共利用、或者說「玩弄」國際規則最嫻熟的國際組織。
全面升級的美中貿易戰更是將WTO推上風口浪尖。美國總統川普質疑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卻在WTO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從而獲得特權。然而，WTO對於「發展中國家」不提供任何定義和規則，讓會員自行申報。
雖然中國現在還是不是發展中國家，並無一個簡單的答案。但從國際貿易上看，中國與2001年初「入世」時已經大不同。
中國進出口總額已經從2001年的5,098億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4.1兆美元。從2009年起，中國出口就一直是全球第一。過去5年，除了2016年，中國進出口總額也都穩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實的全球第一大貿易國。而且近年來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Real GDP per capita）也躋身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
因此中共繼續堅持用發展中國家的理由來推卸應盡的義務，就難以讓其他貿易國信服。
而且，職能是調解紛爭的WTO，在面對中共這種特殊會員時，經常表現得力不從心。例如，收到美國投訴的WTO官員們，今年7月完成了對中國貿易政策和宏觀經濟環境的審查，不過結論不痛不癢：只是對中共貿易政策的部分肯定，以及希望改進的呼籲。
而WTO規則，對於中共而言，並非需遵守的準則，更像是有漏可鑽的作弊器。例如《紐約時報》曾報導，2010年中共被投訴限制稀土出口，2014年WTO裁定中共違規，但WTO機制並不要求中共做出賠償，中共只需停止違規即可。因此WTO規則相當於中共暫時違規的護身符。於是中共在從半導體到電子支付服務等不同行業，接二連三地鑽漏洞。
如此一來，WTO實際上就成為中共進行不公平貿易，甚至玩弄國際規則的擋箭牌。
川普：世銀給陸太多貸款
在加入WTO後，中共開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這兩個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機構謀求更大的權力。
IMF是協調成員國貨幣政策的國際組織，職責是監察貨幣匯率和各國貿易情況。2011年，IMF總裁拉加德設立IMF第四副總裁之職，任命中共央行副行長朱民擔任該職，提高了中共在IMF的地位。
朱民出任IMF副總裁後，推動該組織於2015年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中國的SDR配額占比從2011年的3.99%，上升至如今的6.41%；投票占比也從2.4%左右上升到了6.09%，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SDR是IMF於1969年創設的一種國際儲備資產和記帳單位，雖然不是真正貨幣，但中共一直追求增持SDR配額和投票權，以提升人民幣和中共的國際地位。
2016年8月，中共央行副行長張濤接替卸任的朱民，出任IMF副總裁。今年美中貿易衝突升級後，身為中共黨員的IMF副總裁張濤多次或明或暗地批評美國，為中共背書。
2018年4月，張濤在華盛頓表示，遠離和消除貿易保護主義是全球經濟當務之急和首要任務。2018年10月初，張濤接受中共黨媒專訪時表示，目前全球經濟出現的最大不確定性，就是美國挑起的貿易爭端。
世銀提高中共地位
世銀是全球最大的多邊開發金融機構，在中共崛起的過程中，世銀起到不小的作用。截止到2018年4月，世銀對中國貸款累計超過604.95億美元。
川普曾多次表示，世銀給予中國這樣已有足夠貸款能力的國家過多貸款。事實也是如此，2017年中共對外直接投資1,200多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三；近10年中共對外投資年均成長27.2%，早躋身對外投資大國行列。
不過世銀行長金墉（Kim Yong）今年4月在世銀與IMF春季年會上表示，世銀不會減少對中國貸款且將再度提高中國投票權。
在中共的積極推動下，世銀於2010年將中國提升至世行的第三大股東國，僅次於美國和日本。2016年1月，世銀還任命中共財政部官員楊少林擔任世銀首任常務副行長兼執行長。
中共買通非洲國家 推選世衛總幹事
中共一直在聯合國及其相關機構謀求更大的權力，2006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成為第一個被中共代表登上權力巔峰的聯合國機構。
世衛有194個成員國。2006年世衛舉行總幹事補選，中共向非洲國家「大撒幣」，買通非洲國家支持曾任香港衛生署長的陳馮富珍當選世衛總幹事。
2014年非洲爆發伊波拉疫情，陳馮富珍被批貽誤時機，致使伊波拉疫情擴散，上萬人死亡。
陳馮富珍執掌世衛期間還被指責奢侈浪費，儘管世衛連年經費嚴重不足，但世衛高層每年出差經費高達兩億美元，遠超過愛滋病等重大衛生計畫的經費。
被中共買上台的陳馮富珍則頻頻為中共站台。2013年，中國大陸爆發H7N9禽流感，中共掩蓋致使疫情升溫，陳馮富珍卻公開「稱讚」中共處理H7N9疫情「迅速」、「透明」。
在國際社會關注並譴責中共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器官罪行之際，陳馮富珍在2016年北京舉辦的國際移植會議上，為中共的所謂「器官移植改革」唱讚歌。
到2017年6月陳馮富珍卸任時，世衛影響力已江河日下，不過聯合國目前還有多個重要機構是由中共代表掌權。（何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