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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本書只不過是史密斯在一七五九年出版的《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之附篇而已，這也告訴我們，經濟學只不過是史密斯博大學問中的一小部分。
史密斯在格拉斯哥大學講授「道德哲學」，舉凡神學、倫理學、法理學，以及經濟學都含括在內。他的第一本名著就是《道德情感論》，其畢生志業本想以此書為基礎，完成或許稱為「自然法理學」著作，但不幸早逝。
註一：《原富》的書名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為The Wealth of Nations,，其中文書譯名以《國富論》最為人知，但此書名卻不恰當的，也與史密斯的意旨有違，可參見吳惠林，《亞當．史密斯》第三章，頁52~59，五南出版。
財富是人類生活目的的一個手段而已
亞當．史密斯之所以有時間和精力完成《原富》這本經典鉅著，主因是他在一七五九年寫出了《道德情感論》大受好評，在歐洲大陸獲得極大的讚揚，史密斯也因而擠進英國頂尖哲學家行列。
而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將該書送給唐善德(Charles Townsend, 1725～1767)這位大人物，唐善德讀後大為佩服，乃重金聘請史密斯當其繼子的導師，讓師徒兩人遊學歐洲數年，就在此期間孕育了《原富》。由此可知《道德情感論》之重要，它比《原富》更根本。
史密斯終生一貫研究學問的目的，在於觀察人類如何從野蠻時代演進至文明時代，研究此演進的學問、法律、政治和其他一切要素。
為了完成此一偉大的計畫，史密斯的研究領域範圍極廣。從史密斯的《原富》之附錄〈語言發達史〉得知，他還有未定稿的天文學史、與此有關的古代物理學史、關於古代論理學、哲學，以及繪畫、音樂、舞蹈、詩劇的本質及其發展的文獻。
企圖以這些資料編撰成一部人類文化史，才是史密斯畢生的意願或目標，但只完成一小部份出版就去世了。
亞當．史密斯深覺財富的增加，對於人民生活提高的重要性，因而認為，對於人民最重要的，不是他們參與立法與否的問題，也不是他們參與構成政權與否的問題，而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史密斯識破能夠增加財富的政策，遠比空虛的政治論，對於人民的幸福，更有直接的關係。史密斯在研究文化發展史的過程中，發現財富對於人類文化的發展影響最大，於是引起他對經濟學研究的濃厚興趣。
從經濟學在史密斯思想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史密斯研究經濟學的過程，可以得知「財富本身並非目的」，史密斯認定財富不過是人類生活目的的一個手段而已。
所以，史密斯認為財富對於人類文化生活影響極大，才開始研究財富。如果我們說，研究財富對於一個撰寫人類文化史的計畫者，對於自然神學、倫理學、法律學的研究者，乃是必要的也無不可！
對於史密斯來說，財富只是生活的一種工具，而生活才是終極的目的。
史密斯注重人民的生活，可由《原富》中看出端倪。他開宗明義就說：「對每個國家來說，供應全國人民每年消費的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的根本來源，是全體國民每年的勞動。」
對於史密斯的經濟學，一般都以自由放任主義看待，不過，這絕不可以單純解釋為「政府不得干涉經濟現象（營運）」，而應解讀為「企圖將以政府為重的經濟學，轉移至以人民生活為主，政府為輔的經濟學」。
為此，就必須讓政府收回干預的手，於是出現了自由放任，政府不得干預的要求。
亞當．史密斯開始著眼於人民的生活，認識財富對於人民生活的重要。以往的民眾改造運動，只埋首於政治組織的改造，以為這樣就可以建設理想的社會，而史密斯捨棄政治形式，注意其內容，鑑於「物」之環境的重要，開始改造運動新局面，他將社會生活和財富直接緊密連結，在此基礎上倡導自由主義。
史密斯企圖從混沌中發現能夠推動整體的原動力，若能抓住這一把鑰匙，必定能導致統一的秩序。史密斯將它求之於「人性」，並斷定這是人的「利己心」，如此一來，經濟學才開始成為一門科學。
此舉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大說特說，都不會過甚其詞。對於自由的要求，我們也可以作同樣的評價。
在經濟學和道德哲學交叉點 構成有系統的學問
英國很早就有爭取自由的歷史，但這只是英國人所要求的自由，並不是人類共同所要求的自由。
自清教徒逃到美國後，自由才由神所賜予，不可以用人為的力量剝奪，至此，自由才不只是英國人的自由，而是天下人所該要求的自由。從神與人之間的關係肯定自由時，自由就成為任何時代、任何國民都可以適用的原則，亦即，予自由以普遍妥當性。
同理，自史密斯從人性出發研究經濟學之後，經濟學才被予以普遍妥當性。在此之前，經濟學只是適用於一定時代、一定處所的經綸之策，而以「人性如此」而出發的經濟學，只要對方是人，就可適用，亦即可用於任何時代、任何處所。
所以，史密斯將經濟學予以普遍妥當性，而普遍妥當性，是作為科學必須的前提，如此一來，經濟學也就是科學了。如果人性的研究是道德哲學家所要做的事，我們也就可以了解經濟學的創建者亞當．史密斯，之所以是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的緣故了。
當然，人性的研究非始於史密斯，而經濟現象的研究也早就有許多學人嘗試，但從人性出發研究經濟學的，卻是始於史密斯。是史密斯開始站在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交叉點，把經濟學構成一門有系統的學問。
《道德情感論》在一七九○年發行的第六版（最終版本），係由謝宗林先生在二○○七年一月譯成中文出版，宗林兄被認為是翻譯史密斯名著的最適當人選，他也因為譯出的《道德情感論》，在二○○九年十一月應邀到上海參加《道德情感論》出版兩百五十週年紀念論壇。謝宗林以《道德情感論》為中譯本書名，捨棄為人熟知的《道德情操論》，他認為情「感」較為貼切。
亞當．史密斯剛開始在格拉斯哥大學的課堂上（當時上這門課的學生主要是年齡在十三至十四歲的蘇格蘭貴族子弟）講授他的道德哲學時，他的講義很可能是從收編在《道德情感論》第七篇裡的一些論述開始的。謝宗林建議讀者可從此處開始閱讀這本書，可以很快地對全書的討論架構有一粗略的鳥瞰。
返還「人性」為本、講道德的經濟學
自1776年迄今，二百多年的演變，經濟學幾乎完全走入機械觀，奧國學派的米塞斯和海耶克早已大聲疾呼不可。前者在1949年出版的巨著《人的行為》中就寫說：「當今大多數大學裏，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
後者則以「科學迷」、「經濟工程師」來訴說經濟學遠離人文。而1968年經濟學被納入「諾貝爾獎」行列，更因其顯現「科學」之故，數理經濟學當道也早已說明一切了。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 Krugman)在其2012年出版的《克魯曼觀點拚有感經濟》(End This Depression Now!)就寫說「經濟學是不講道德的」。
經濟學由「納入社會哲學或行為通論的架構中處理」，發展到「偏於把經濟學寄託於數學或統計學門」，已故的自由經濟前輩夏道平先生說：「這一差異，關乎他們個人學問造詣之深淺廣狹者，乃至關乎經濟學之是否被確實了解者，其事小；關乎其影響於人類文明演化之分歧者，其事大。」
選擇認同具深厚廣博的社會哲學基礎的奧國學派，乃至重新擁抱亞當．史密斯的自由放任「人性論」思想，實在是很重要的大事，就從研讀《道德情感論》開始吧！
二００七年出版的譯本已經售罄，宗林兄正重新改版之際，恰逢五南公司推出「經典名著文庫」，此二０一八年新譯本也被列入其中，更彰顯其價值，讀者們盍興乎來！
原標題為「吳惠林：經濟學是講道德的」
責任編輯：李世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