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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當年曾經歷及有份報導六四事件的60位新聞工作者一同撰寫了《我是記者——六四印記》，並於昨日（3日）舉行新書發布會，部份作者分享當年經歷。
六四事件踏入30周年之際，由多位資深傳媒人籌備半年，邀請共60位當時在海內外身歷其境及進行報導的記者，分別以短片及書籍形式覆述塵封的往事。在短片方面，30位曾直接採訪六四事件的記者講解經歷，製成發布《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系列影片，當中近半曾留守北京至六四當晚。
記者第一身經歷
3日在新書發表會及作者分享會上，主辦者之一、新書編輯委員會成員張結鳳表示，雖然過去已有不少對當年的憶述及回顧，令她感到驚奇的是收到的稿件當中「有新料」，部份原因可能現在是說出真相的時機。
例如1989年時任《星島日報》記者的蔡淑芳，當年與學生一起撤退、是最後一位離開天安門紀念碑的記者：「她現在才拿出來她當時拍到軍隊射向紀念碑發出火光的照片，很震撼。」還有當年任職《新晚報》記者司徒元，當時採訪學運領袖之一周勇軍，講述當年學生應怎麼撤退的問題，把當年採訪的錄音帶找出來，現在才發表出來。
她強調每位記者都以親身的經歷，更加細節將個人的感受及反思寫出來。比較特別的是，過往很少發聲的攝影記者，此次有8位講述自己的經歷。另外還有多位已移居海外的記者，也在書中留墨。張結鳳並強調書中60位記者皆以真實姓名撰文，她笑言除了陶傑及尊子是用筆名，因為用真名沒有認識他們。
當年為無線電視記者的陳慧兒坦言，新書遇到不少困難，如部分人撰文時需尋找30年前照片、錄音，重組記憶花了不少時間，也有潛在作者因不同原因拒絕供稿，但她認為「這次不寫就無機會」，要好好珍惜。
她特別提到1989時任亞洲電視攝影師勞家輝。勞在短片中憶述當年在香港採訪百萬人大遊行，及後來在北京，六四夜與ATV同事在天安門廣場公廁頂拍攝軍隊清場的驚險及悲痛。陳慧兒說勞拍完片後痛哭一場，好像從當中釋放出來。
對於近日有聲音指天安門廣場並無人死亡，當時任職《百姓》半月刊記者的張結鳳透露，六四事件發生時她在現場採訪，並在天安門城樓受槍傷，見證有學生被軍人亂槍射死。
作為書本作者之一的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對「六四真相研究組」聯合召集人張家敏2日在城市論壇上稱當年有民運人士屠殺解放軍的言論感不滿，他直言對此說法不能接受，批評「好離譜」。
程翔：中共本質未變
1989年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程翔透過短片，述說八九民運與中國開放改革的前因後果。他指當年五月，中共總理李鵬宣布戒嚴令後香港《文匯報》社論「開天窗」的剎那展現人性光輝。
他於會上表示，當年在6月3日被報社急調回港處理報務，但之前在北京工作7、8年的時間目睹中共改革開放受到的保守派的反擊，已預料「一場暴亂」是無可避免。
他在距離六四鎮壓的前半年曾與被喻為「民運黑手」的陳子明有場辯論，題目是「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會否捲土重來」。他認為改革開放的深度及廣度，不足以令文化大革命永遠不會發生。「陳子明是縱向去比較，他比較八十年代和以前中國更加專制的時代，所以認為改革開放沒可能再令文化大革命捲土重來，但我從一個外邊的人去看，我就會看到中國在88年的時候，那個政權的本質，還是沒怎麼改。」
他認為，當時已進行10年的改革開放並未觸及中共政權的核心，「當時88年底，我自己已經感覺到由於保守勢力對改革開放的反撲，我已經感覺到可能會是一場動亂的開始。」
程翔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場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他比較兩者時提到一個共同點：「中國的政治就是說當一個領導人，作一個錯誤的決定的時候，體制內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制衡這種錯誤。」他補充說，2012年，溫家寶在他最後一次記者會的時候，正是回應了這一點：「他說中國是政治改革滯後，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是會隨時捲土重來。現在事實上發展是印證了這種觀點。」
程翔認為，雖然六四學生運動以失敗告終，但其影響力在東歐出現意想不到的效果，促進了東歐柏林圍牆的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