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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高管日前公開承認華為前董事長孫亞芳與中共情報系統有關聯，不但側面印證了多年來多國政府對華為「安全威脅」的指控，同時也引發媒體聚焦孫亞芳，試圖撥開籠罩在她頭上的重重迷霧。
2019年6月10日，華為全球網絡安全和隱私官薩福克（John Suffolk）在英國國會科技委員會聽證會上承認，華為前董事長孫亞芳曾與中共情報部門有關聯。薩福克的證言將去年剛從華為隱退的孫亞芳，又捲入到已令華為岌岌可危的風暴中。
有「華為女王」之稱的孫亞芳，儘管在公眾眼中十分低調，但在商界卻名聲顯赫。從2010年起，她一直被國際頂級商業雜誌列為全球最有權勢的中國女性。她是2010年《福布斯》雜誌唯一登上「最有權勢女性」年度榜單的中國女性，2011—2013年連續三年被《財富》雜誌選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商界女性。直到去年，孫亞芳仍被福布斯評為中國最成功的女商人。
在華為素有「左非右芳」的說法，指的就是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和孫亞芳，在華為所擁有的地位及影響力。在華為內部，孫亞芳被認為是唯一能夠公開與任正非叫板的人。
儘管在外界看來，孫亞芳的「權勢」是依託於華為的飛速崛起，但在熟悉華為內幕的知情者眼中，孫亞芳的影響力可能更多源自於其「神祕」的背景。
神祕「躍升」的職業生涯根據百度百科信息，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孫亞芳，1982年從四川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後，進入河南省新鄉市國營燎原無線電廠（國營第760廠）工作，擔任技術員。
孫亞芳隨後三年的職業生涯，出現了不同尋常的「躍升」。
1983年，她進入新鄉市的中國電波傳播研究所工作，任教師。1985年，她上調至北京信息技術應用研究所工作，任工程師。
值得一提的是，孫亞芳畢業後就職的這些單位，都並不普通。依據維基百科、百度百科等網絡公開信息，燎原無線電廠和中國電波傳播研究所，都是中共的軍工企業，當時都隸屬於中共的原國防科工委（現已撤銷）。
尤其是「北京信息技術應用研究所」，該所頗具神祕色彩，在公開網絡上幾乎查不到相關資訊。僅有一個2008年的中國信息安全年鑑（網頁鏈接 ），顯示該所屬於「公安部、國安部、國家保密局、中辦機要局、信息產業部等國家信息安全主管部門」。
另外，熟悉中國情況的人士都知道，即使是在中共對戶籍管控已大為放寬的今天，中國人想要調到北京工作，都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而在上世紀80年代，從河南省一個普普通通的地級市、上調到北京市，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是不可想像的難度。
但孫亞芳，卻可以辦到，而且是在短短兩年內；並且還轉換了職業，從教師轉為工程師。出身普通家庭的孫亞芳，如何實現這種「神奇」的職業飛躍？
孫亞芳「權勢」的真正憑仗孫亞芳加入華為前的「神奇」職業生涯，在帶給她極大神祕感的同時，也增大了外界對她和華為、與中共特務部門有關聯的質疑。
美國政府早在10多年前，就注意到華為與中共之間的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威脅。
據美國科學家協會（FAS）報導，美國中央情報局旗下「開源中心」（Open Source Center，簡稱OSC）2011年10月曾經發布報告（報告鏈接），引用《新京報》《鳳凰財經》等陸媒報導，指孫亞芳加入華為前，在中共國安部通訊部門工作，並對任正非有知遇之恩。OSC報告說，陸媒並未披露孫亞芳加入中共國安的時間和期限。
1985年進入北京信息技術應用研究所擔任工程師，是唯一能公開查詢到的，孫亞芳加入華為之前的職場經歷。
根據維基百科信息，中共最大的特務機構——國安部，在1983年成立時，是由原中共中央調查部整體、公安部政治保衛局部分單位、中共中央統戰部部分單位、以及原國防科工委部分單位合併而成。
因此，孫亞芳進入華為前就職的「北京信息技術應用研究所」，很可能同其最初加入的兩家單位一樣，在1983年之前都隸屬原國防科工委。
不過，該所應該在1983年中共成立國安部時，被併入國安，劃歸中共的特務情報系統；所以2008年的中國信息安全年鑑，才會將該所列為公安部、國安部「等國家信息安全主管部門」，而且在互聯網上也查不到任何該所的相關資訊。
也就是說，孫亞芳最遲在1985年上調至「北京信息技術應用研究所」時，就加入了中共國安。也正是憑藉國安的權力，孫亞芳才可能從河南新鄉市的原國防科工委下屬機構，上調到位於北京市的國安系統下屬單位。
OSC報告還指出，在華為1987年創立初期，孫亞芳曾運用國安部的影響力，幫助任正非渡過了財務難關。陸媒稱是孫亞芳在華為最危急的時候「挽救了華為」。不過，華為在發布的年報中，從未提及孫亞芳曾有中共國安部的工作經歷。
雖然任正非如何結識孫亞芳，以及1987年華為初創時、孫亞芳為何願意「挽救華為」，一直都是謎，在汗牛充棟的華為和任正非的公開報導中沒有隻言片語。但梳理了孫亞芳的職業生涯後，不難看出，孫亞芳加入國安前的國防工業背景，與任正非的解放軍背景，有著高度的關聯性。
或者說，當年孫亞芳之所以「願意」幫助任正非和華為，與孫的國防科工委或國安背景有關。
華為海外擴張 暗藏「寄生」戰略OSC報告曝光的孫亞芳的中共國安經歷，不但合理解釋了她加入華為前的職業生涯，同時也為各國政府對華為的擔憂，做出了完美的註解。
根據陸媒和華為公布的資料，進入華為前一直從事「技術工作」的孫亞芳，1989年「脫離」公職、加入華為後，卻改行做起了市場和人力資源。
她先後擔任市場部工程師，市場部總裁，人力資源委員會主任等職位。1998年，在任正非的提議下，孫亞芳出任華為董事長，負責對外協調，任正非則負責對內管理。2018年3月孫亞芳突然從幹了20年的董事長職位上隱退，華為公告稱，孫亞芳將繼續在華為的建設與完善中發揮重要作用。
孫亞芳進入華為的職業轉換，看似突兀，但結合華為隨後的發展，不難看出其中的端倪。
1998年起，華為開始大力發展海外市場。華為制訂的海外發展戰略，就是沿著中共的外交路線走。這一獨特的市場發展戰略，很可能與主管華為市場和對外工作的孫亞芳有關。
孫亞芳出任華為董事長以來，帶領華為向海外大規模擴張，1996年進入俄羅斯市場，1997年進入拉丁美洲市場，1998年進入非洲市場，2000年進入亞洲市場，2005年打開歐洲市場。
而美國等多國政府多年來一直指控華為受中共控制，可能利用其售出的電信基礎設施和手機等終端設備，替中共收集各國情報、竊取機密、或從事其它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
如果將華為「獨具特色」的海外發展戰略、與孫亞芳中共情報部門的背景相結合，可以看出美國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
而且，孫亞芳領導下的華為，實施海外擴張的目標，甚至遠遠超出了美國的指控。例如，華為正在通過海外擴張來影響外國政府，干涉他國內政。
紐約時報2019年1月23日的報導披露了，華為是如何通過贊助、投資與承諾，來影響歐洲國家的政府。
紐約時報舉例說，華為在英國向大學捐款，為政治領導人舉辦宴會，贊助知名慈善機構。2018年華為宣布向英國投資30億英鎊後，首相特蕾莎‧梅在北京會見了華為董事長孫亞芳。在德國，華為投資研究創新產業，並贊助包括執政黨在內的各黨派的政治活動。
華為這些投入可能獲得了商業之外的更多回報。在美國政府向全球警示華為5G安全風險的背景下，英國、德國至今對禁用華為猶豫不決。
事實上，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和北美的加拿大一樣，想要擺脫華為可能會不輕鬆，因為華為已經滲透進這些國家的電信基礎設施中。
而在非洲，即使媒體去年曝光了非洲聯盟機密數據失竊事件，且事件或與華為有關，但非洲聯盟今年4月依然與華為簽署協議，擴大在5G等領域的合作。華為建造了非洲大部分的手機基礎設施，影響了從教育、銀行到醫療和政府等多個領域。
從這個角度看，華為的海外擴張，已不僅僅是搶占市場、賺取利潤的商業目的，甚至超出了替中共國安系統收集情報、竊取機密的單一目標。
華為的海外擴張，實質上已經發展為一種「寄生」戰略，通過向業務所在國輸出產品、服務和投資，控制當地的電信基礎設施，滲透進當地的政治、經濟和民眾生活中，對所在國進行「寄生」；最終達到收集情報、竊取機密，甚至影響所在國政府、企業和民眾的目的。
而這，也正是中共利用華為、中興等中國企業，對外擴張中共影響力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