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菲特(Frank Langfitt)是NPR(全美公共廣播電台)在倫敦的國際記者,此前曾在中國上海工作。 他出版了一本新書《上海免費計程車》(The Shanghai Free Taxi)。
9月3日,NPR網站刊登藍菲特的評論文章〈作為外國記者 在中國面臨的挑戰〉。文章講述了他在中國當記者時遭到中共官員跟蹤、監控和阻撓採訪的經歷,以及他智慧地假扮計程車司機載客、對普通中國人採訪的故事。
報導中共警察殺人事件被攔截
20世紀90年代末,藍菲特在北京擔任報社記者時,他得到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情報:中共的軍事人民武裝警察槍殺兩名農民,並在打擊一個反對高稅收的村莊抗議事件中導致17人受傷。在通過電話與證人確認細節後,藍菲特飛往中國東南部進一步調查。當他下了高速公路時,中共政府特工攔下了他。
「歡迎,藍菲特先生,」一名女性官員說,她假裝和藍菲特是老朋友。藍菲特表示,中共政府通過監聽他辦公室電話的談話獲得他的航班班次,這是中共常見做法。隨後一群中共官員,包括警察,將他帶到附近一個酒店房間進行訊問。
藍菲特將審訊視為報導機會,所以他提出了問題。「你怎麼看待這些殺戮?你認為試圖掩蓋它是正確的方法嗎?」 藍菲特問一名中共年輕外交部官員,該官員在酒店房間監視他。
這名官員看起來真的對殺人事件感到尷尬,彆扭地結結巴巴說話。幾個小時後,他陪藍菲特到機場,藍菲特被迫返回北京。就在藍菲特登上飛機前轉身對這名中共官員說:「從長遠來看,你知道這不行。」中共官員則心虛地看著他。
想辦法躲開中共監控 進行採訪
藍菲特使用兩個方法躲開中共監控,其一是吃一袋洋芋片後,洗乾淨袋子,把手機放進去。鋁箔袋可阻擋電磁場,防止GPS跟蹤。
另一個方法是假扮免費計程車司機載客順便採訪。他寫道,如果用傳統方式在街上採訪中國人,他們可能會退縮。但作為一名美國計程車司機,會激起人們的好奇心,他的外國人身分也是罕見的優勢。當前中國人之間充滿著不信任。
藍菲特還表示,在計程車上,甚至有人願意談論如六四大屠殺這種話題。他寫道,擔任免費司機,不僅交到很多中國朋友,行車途中也沒有被警察和中共特工攔截過。
外國記者在中國報導環境越來越糟
藍菲特寫道,像當時的許多西方記者一樣,藍菲特曾認為與中共的接觸,最終可能會使中國更開放,並為外國記者帶來更加容易的報導環境。他表示,到目前為止,中共政權的做法證明自己錯了,在過去的20年中,充斥著中共對國際記者的騷擾,且最近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藍菲特在文章中說,美國新聞機構一名主管在最近一次關於報導道情況的年度調查中告訴中國的外國記者俱樂部,「過去曾有過打壓,但你知道原因,並期望能結束。我們現在正在面對(這種)新常態。」
文章說,對於接近一半記者來說,新常態意味著被跟蹤,或中共當局的人未經許可進入記者的酒店房間。
外國記者報導敏感問題時,中共官員特別咄咄逼人。例如,在《紐約時報》和彭博新聞報導了關於中共領導人家庭財富之後,中共取消了這兩家媒體記者的新簽證。
去年,中共政府拒絕為(美國網路新聞媒體)BuzzFeed記者續簽簽證,BuzzFeed撰寫了大量有關新疆地區維吾爾人被中共大規模監禁的文章。
就在不久前,《華爾街日報》一名記者也因涉及中共領導人親戚貪腐的報導,被中共拒絕續簽、被迫離開中國。今年早些時候,中共還拒絕了一名美國記者的簽證申請,該記者調查了中共政府在海外的政治滲透活動。
曾經在中國居住了九年的瑞典《快報》記者悠野,因為其批評性的報導,於2016年7月被北京當局驅逐出境。中共駐瑞典大使館還在去年7月發聲明,對他的文章批評中共資訊管制政策進行了粗暴抨擊。
中共政府可以驅逐外國記者,但對中國記者的懲罰可能會更嚴重,可能包括監禁。中共擔心媒體對其行為的揭露最終影響它的權力,所以在國內外控制話語權對中共來說是一種生存問題。
中共不斷增長的鎮壓還會產生連鎖反應。雖然中共政府代表抨擊一些外國記者,但這種壓制氣氛促成一種更陰險的形式,如自我審查。藍菲特表示,自己多年來一直在與中國教授談論外交政策和政治話題,但現在,在這種恐懼氛圍中,許多人比以前公開講話更加警惕,即使對政權態度積極也是如此。
今年4月,無國界記者公布2019年度新聞自由指數,在180個國家及地區中,中國再下跌1位至第177名,倒數第4,新聞自由度「狀況惡劣」。4月18日,無國界記者在香港發出的最新報告說,中共對試圖表達不同聲音的公民和記者不斷打壓,更羈押超過65名記者和部落客(博客作者)。而媒體環境也對他們的生命造成威脅。中國目前的網絡法規更加嚴格,民眾可能因在網上留言或轉發新聞而入獄。
無國界記者表示,中國已有很多記者或網路部落格作者,被當局假藉一些刑事罪行拘押,最後被判以叛國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等政治罪行,很擔心如果香港修訂這條《逃犯條例》的話,香港記者或媒體工作者會遭受同樣對待。
報告還指出,中共除了干擾在中國工作的外國記者外,亦正在輸出「世界媒體新秩序」,採取新聞審查及打壓批評聲音的專制模式,更影響鄰近部分東南亞國家效法複製,對媒體及民主造成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