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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樣的個性，讓麻醉前訪視門診變成一件很惱人的工作。在這個門診裡，充滿各式各樣的病人。你必須詢問病人過去的病史，並向病人解釋麻醉的風險，假若可以獲得越詳細的病史，你得到的資料越多，麻醉的風險可能就會越低。
這意味著過程中你必須說很多話，或是聽病人講很多故事；當你知道得越多，就好像經歷了他的人生，經歷了他的歡樂或者是悲傷，而我本身就是一個把自己人生搞得亂七八糟的人，實在也沒有力量可以去知曉病人背後的故事，或者去背負他人的人生。對於看門診這件事，我一直採取很負面的態度，假如可以不要知道，我都不想知道。
今天門診進來了一對老夫婦，他們看起來和善，而且舉止得體。我問婦人說她要開什麼刀？她說前幾天做大腸鏡檢查，醫師跟她說大腸裡面有腫瘤，而且腹腔裡已經到處都是了。她做了切片的檢查，但是切片的組織太小，沒辦法分辨是什麼腫瘤，所以明天要用腹腔鏡進去腹腔取一些大一點的組織切片，重新化驗。
她說最近肚子痛得厲害，她已經吃到了第四級的管制藥（一種弱嗎啡，用來控制中重度的疼痛），效果還是不好，而且開始頭昏想吐。她已經好幾天都沒有吃東西，精神越來越差，體力也益發虛弱。
我聽她講完，其實就知道大概已經是癌症末期，癌細胞在腹腔內轉移，到處亂竄，侵犯各個組織器官，切片的目的只是要病理報告確定診斷，分析是哪一種癌細胞，對化療藥物有沒有反應，假如對化療藥物有反應的話，或許還可以多活個三、五年。
我開始跟她解釋，隨著疾病的進展，她的疼痛可能會越來越嚴重，最後可能必須吃一點嗎啡，甚至有時候連嗎啡都難以控制，到那個時候，我們會傾向做神經破壞術，在腹腔神經叢附近打一些純酒精。純酒精會讓神經脫水死亡，進而達到止痛的目的，但是缺點是，腹腔神經叢受到破壞之後，有些病人會開始拉肚子，但是這是不得已棄車保帥的方式，到那時，有痛過的病人都會寧願拉肚子，也不會選擇疼痛。而且現在的醫學證據顯示，越早做神經破壞術越好，因為到了末期，癌細胞侵犯神經，淋巴腫大，就算腹腔神經叢附近打入酒精，酒精無法擴散，沒辦法將神經完全破壞，反而沒有什麼功效。
接著我開始跟她解釋明天我們會怎麼讓她睡著，她睡著時，我們會怎麼在旁邊照顧她，手術結束她醒過來的時候，會開始感到傷口疼痛，而我們又會怎麼幫她做疼痛控制。
我有時候覺得「解釋」這件事，是一件很難拿捏的事。講少了，病人並不知道我們會在她身上做些什麼，她後來可能會怎麼樣，她必須冒什麼樣的風險，而這些風險她到底有沒有辦法承擔？萬一出事了，她會怪我手術前沒有跟她說清楚嗎？
講多了，她們對這些還沒有發生的事感到害怕，感到焦慮，那她們的心理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對抗這些嗎？
我大概已經講得太多了，讓婦人感覺到她已經經歷這些她還沒有經歷過的事，或者是她突然間意識到前面的路，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平順好走。她簽完麻醉同意書之後，轉頭，然後嘆了一口氣⋯⋯。那一口氣在診間裡是如此微弱，卻又如此沉重，空氣就這樣為之凝結⋯⋯
老先生並沒有打破沉默，說出什麼話來安慰她，就只是在桌底下伸出他的手，緊緊握住婦人的手。
我假裝沒有看見這一幕，繼續說我想說的，埋頭寫我的資料，那一雙在桌底下緊緊握住的手，一直到離開診間之前，都沒有放開過。
我以為當人生到了最後，假若有一雙可以這樣緊緊握住的手，或許死亡也就沒有那麼可怕。
——摘編自《麻醉醫師靈魂所在的地方》（聯經出版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