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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行認為聖人之道必可學，一生孜孜求學，躬身倡導。從政之後，無論在鞍馬、舟車之上，或是在何等困境之中，他都手不釋卷，讀書研究不分晝夜和寒暑。他認為學聖賢之道，應當把「主敬」放在首位，嘗言「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學莫先於主敬」。
篤學尚德施教化
張伯行指出：做人當立志遠大，「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負乎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他認為人在任何環境中要遵從天理、道義，「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真，亦必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而後於道理上守之愈固」、「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他指出學者中有「只求做官，不求做人」的現象，「蓋務舉業，飾文辭，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為先，以綱常名教為重，以孝悌忠信為實修，以禮儀廉恥為防檢，此求做人者也。做人好，做官自好；只求做官，決不能為好官。」
他提出：「何以為學？曰致知力行。何以為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處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溫厚和平。守此五者，其庶幾乎？」張伯行曾被譽為當時「理學名臣之冠」。
張伯行非常重視教化，他不論走到哪裡都大興文教，講孔孟之道、聖賢之理、宋明之理學、倫理綱常等。他在家鄉設義學，自建「請見書院」。
後來，他到哪裡做官，就在哪裡設書院。如在濟寧道時，自己出資辦了「清源書院」、「夏鎮書院」；在福建，設「鰲峰書院」；在江蘇，設「紫陽書院」，這些書院的設立，吸引了大江南北的文人士子，也培養很多青年人才。
他還拿出自家的藏書，並廣招賢士，搜集先賢聖哲的文集，校訂刊印，用來教學生。他每在從政之暇親至書院講學，與學子們談論。
張伯行一生著述甚豐，有《正誼堂文集》、《道統錄》、《學規類編》、《性理正宗》、《廣近思錄》等書，並傳於世。他還寫了很多詩歌給人以啟迪、勉勵，如他在《雲》中寫道：「靈山藏雲根，鬱鬱生巖竇。直上九天表，須臾彌宇宙。乘時作霖雨，遂使嘉禾秀。膏澤遍蒼生，普世登仁壽。不自居其功，飄然復歸岫。」
張伯行操行端正，渾身上下洋溢著一股浩然正氣，其言行體現了我國古代清官的傳統美德和優秀思想。康熙對他多次表彰、擢升，讚揚他「居官清正」，「操守清潔，立志不移」。他的心裡始終存有古聖賢鐵肩擔道義的理想和正直品格，鼓舞著後人無論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真理、堅守道德和良知。（全文完）
——轉載自「正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