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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病毒危機日益加劇，政府為何無法緩和危機引發關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馬克斯·費舍爾（Max Fisher）分析認為，中共的政治體制可能阻礙政府應對冠狀病毒爆發的能力。而這次危機也正暴露了這個體制的深層缺陷。
武漢肺炎於去年底在武漢的一個海鮮市場爆發，當局開始採取隱瞞信息的政策，導致疫情迅速擴散。武漢協和醫院醫師林羽接受官媒訪問時披露，當地官方在疫症開始時嚴厲管控消息，此舉「太寒心了」；如果一開始就說清楚疫情，50%、60%的民眾就會做好防護。
費舍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說，這種似乎在拖延信息的做法，在中共體制下司空見慣。這表明地方官員可能淡化了疫情的早期警告信號，或者乾脆沒有採取足夠的協調行動來發覺問題的波及範圍。
文章稱，外界可能懷疑拖延的背後是企圖掩蓋事實真相，但在專家看來，更令人擔憂的問題是中國（中共）體制存在的根本弱點。
中共官僚體制鼓勵地方官報喜不報憂
文章說，中共僵化的官僚體制不鼓勵地方官員向中央上級報告壞消息，而它們可能需要中央的幫助來應對現有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你從來沒有真正聽說過在中國某個局部地區出現問題」，印第安納大學研究中國健康危機應對的約翰·安田（John Yasuda）說，「等我們聽說的時候，問題已經到了中央政府，因為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問題。」
文章說，雖然此次疫情仍有許多未知之處，但一個共同主題正在顯露出來。與之前其它健康危機一樣，新型冠狀病毒正在暴露出中共體制中一些最深層次的缺陷和矛盾。
這些長期困擾著中共領導人的缺陷似乎無處不在，從官員應對冠狀病毒爆發的速度，到中共多年來無力解決某些健康風險問題，專家們早就警告說，那些風險可能導致如今的這種疾病爆發。
在2002年和2003年SARS導致約800人死亡，8000多人感染。由於初期的報告被中共地方官員儘可能地淡化處理，導致疾病在一開始得以毫無抑制地傳播。人們後來知道，地方官員之所以淡化處理，擔心的不是公眾不滿，而是惹得上級領導不高興，這些人掌握著他們官場生涯的生死。
幫助鑒定了SARS病毒的香港傳染病學教授管軼指責中共當局在這次武漢肺炎爆發後再次拖延行動，包括阻撓他本人調查這次疫情。
「這在中國（中共）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中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你不想成為那個（為上級）帶來壞消息的人，」牛津大學的知名中國問題學者許慧文（Vivienne Shue）說。
她說，北京的中央領導人與從事日常管理工作的地方官員之間的鴻溝，在這個體制的運轉中是一個「核心難題」。這樣一來，位於中央與地方分界線兩邊的官員們就會「做出許多適得其反的、不合理的事情」，以求控制和擺布對方。
這包括隱瞞有關潛在危機的報告，因為地方官員希望能在上司發現情況之前解決問題。
安田說：「它（中共政體）不擅長處理正在浮現的問題。所以它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
中共的獎勵制度使地方官只顧自己
中共領導人制定優先事項，然後獎勵那些執行情況最好的機構和官員。費舍爾的文章認為，這就形成了一種結果比程序或問責更重要的文化，所有領導者都只為自己負責。但疾病和污染是不受省界或市界的限制，需要各地聯合起來制定一個清晰可行方案才能有效應對。
因此，中共體制下的這種治理方式在處理健康和環境問題時，可能是災難性的。安田說，任何健康或環境法規要起作用，都需要「將它標準化，要透明，要有問責」。但中共的體制不強調這些，這有時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費舍爾舉了一個例子很能形容中共體制下，下級官員為爭功，只為自己負責，而不顧及整體所帶來的負面影響：2001年北京要求省級官員減少工廠造成的水污染。許多省份乾脆把工廠搬到了本省的邊界，好把污染物排到界線的另一邊。全國範圍內，水污染問題反而惡化了。
費舍爾說，這件事（武漢肺炎）已經讓人懂得了可能會給中國帶來嚴重後果的政治弱點，隨著感染的蔓延，這些弱點會給世界帶來嚴重後果。
外界質疑中共隱瞞數據
中共當局每天更新武漢肺炎的死亡人數和確診病例數量，但法國媒體法新社在武漢一家醫院採訪的報導稱，一些武漢民眾表示，官方公布的數字遠遠低於實際數字。
美國對於中共當局收集數據的方式表示質疑。1月26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頂級傳染病專家安東尼·富奇（Anthony Fauci）敦促中共政府，邀請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一個疾病偵測團隊赴華，檢查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數據，並弄清楚中共當局是如何收集數據以及是否正確。
范德比爾特大學醫學中心教授、CDC長期顧問威廉·沙夫納（William Schaffner）表示，他們擔心中共衛生官員仍未發布有關武漢病毒爆發的基本流行病學數據，這使得遏制疾病爆發的工作更加困難。他說，如果這次疫情在美國，那麼這些問題現在就會得到答案，這些答案將有助於疾病研究者更快制止疫情爆發。
武漢肺炎於去年底在武漢的一個海鮮市場爆發，當局開始採取隱瞞信息的政策，導致疫情迅速擴散。武漢協和醫院醫師林羽接受官媒訪問時披露，當地官方在疫症開始時嚴厲管控消息，此舉「太寒心了」；如果一開始就說清楚疫情，50%、60%的民眾就會做好防護。
費舍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說，這種似乎在拖延信息的做法，在中共體制下司空見慣。這表明地方官員可能淡化了疫情的早期警告信號，或者乾脆沒有採取足夠的協調行動來發覺問題的波及範圍。
文章稱，外界可能懷疑拖延的背後是企圖掩蓋事實真相，但在專家看來，更令人擔憂的問題是中國（中共）體制存在的根本弱點。
中共官僚體制鼓勵地方官報喜不報憂
文章說，中共僵化的官僚體制不鼓勵地方官員向中央上級報告壞消息，而它們可能需要中央的幫助來應對現有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你從來沒有真正聽說過在中國某個局部地區出現問題」，印第安納大學研究中國健康危機應對的約翰·安田（John Yasuda）說，「等我們聽說的時候，問題已經到了中央政府，因為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問題。」
文章說，雖然此次疫情仍有許多未知之處，但一個共同主題正在顯露出來。與之前其它健康危機一樣，新型冠狀病毒正在暴露出中共體制中一些最深層次的缺陷和矛盾。
這些長期困擾著中共領導人的缺陷似乎無處不在，從官員應對冠狀病毒爆發的速度，到中共多年來無力解決某些健康風險問題，專家們早就警告說，那些風險可能導致如今的這種疾病爆發。
在2002年和2003年SARS導致約800人死亡，8000多人感染。由於初期的報告被中共地方官員儘可能地淡化處理，導致疾病在一開始得以毫無抑制地傳播。人們後來知道，地方官員之所以淡化處理，擔心的不是公眾不滿，而是惹得上級領導不高興，這些人掌握著他們官場生涯的生死。
幫助鑒定了SARS病毒的香港傳染病學教授管軼指責中共當局在這次武漢肺炎爆發後再次拖延行動，包括阻撓他本人調查這次疫情。
「這在中國（中共）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中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你不想成為那個（為上級）帶來壞消息的人，」牛津大學的知名中國問題學者許慧文（Vivienne Shue）說。
她說，北京的中央領導人與從事日常管理工作的地方官員之間的鴻溝，在這個體制的運轉中是一個「核心難題」。這樣一來，位於中央與地方分界線兩邊的官員們就會「做出許多適得其反的、不合理的事情」，以求控制和擺布對方。
這包括隱瞞有關潛在危機的報告，因為地方官員希望能在上司發現情況之前解決問題。
安田說：「它（中共政體）不擅長處理正在浮現的問題。所以它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
中共的獎勵制度使地方官只顧自己
中共領導人制定優先事項，然後獎勵那些執行情況最好的機構和官員。費舍爾的文章認為，這就形成了一種結果比程序或問責更重要的文化，所有領導者都只為自己負責。但疾病和污染是不受省界或市界的限制，需要各地聯合起來制定一個清晰可行方案才能有效應對。
因此，中共體制下的這種治理方式在處理健康和環境問題時，可能是災難性的。安田說，任何健康或環境法規要起作用，都需要「將它標準化，要透明，要有問責」。但中共的體制不強調這些，這有時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費舍爾舉了一個例子很能形容中共體制下，下級官員為爭功，只為自己負責，而不顧及整體所帶來的負面影響：2001年北京要求省級官員減少工廠造成的水污染。許多省份乾脆把工廠搬到了本省的邊界，好把污染物排到界線的另一邊。全國範圍內，水污染問題反而惡化了。
費舍爾說，這件事（武漢肺炎）已經讓人懂得了可能會給中國帶來嚴重後果的政治弱點，隨著感染的蔓延，這些弱點會給世界帶來嚴重後果。
外界質疑中共隱瞞數據
中共當局每天更新武漢肺炎的死亡人數和確診病例數量，但法國媒體法新社在武漢一家醫院採訪的報導稱，一些武漢民眾表示，官方公布的數字遠遠低於實際數字。
美國對於中共當局收集數據的方式表示質疑。1月26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頂級傳染病專家安東尼·富奇（Anthony Fauci）敦促中共政府，邀請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一個疾病偵測團隊赴華，檢查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數據，並弄清楚中共當局是如何收集數據以及是否正確。
范德比爾特大學醫學中心教授、CDC長期顧問威廉·沙夫納（William Schaffner）表示，他們擔心中共衛生官員仍未發布有關武漢病毒爆發的基本流行病學數據，這使得遏制疾病爆發的工作更加困難。他說，如果這次疫情在美國，那麼這些問題現在就會得到答案，這些答案將有助於疾病研究者更快制止疫情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