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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皇帝曾啟用孫傳庭，領軍對抗李自成軍。孫傳庭特請明代遊醫吳又可，來軍中治疫。吳又可提出：「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溼，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並稱之為「癘氣」，但依然是一種物質。「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
吳又可所著《瘟疫論》被認為是古代傳染病學的啟蒙著作。
有人認為，吳又可說的「癘氣」，近似於現代醫學上說的病毒。並認為，《瘟疫論》超出了傳統中醫理論學說，是現代醫學站在現代科學角度上的解釋。其實不然，吳又可的《瘟疫論》並沒有超出中華傳統文化的範疇。
換代是天意 難中救人也是天意
中國古代文化講天、地、人「三才」。人立於天、地之間，並非是自然進化的結果，更不是大分子碰撞出來的。道家講「道」生萬物；上古典籍記載盤古開天闢地、女媧造人；西方講神創。歷朝歷代的君王、臣民都以敬天崇神為本──合德順天者昌，敗德逆天者亡。各行各業，都以探究是否符合天道運轉規律為要旨，也就是俗話說的「道」。
吳又可為修道之人，行醫是他在世間的表象。他當然知道天意不可違。在亂世中，如何行天道濟世救人是他的本分。王朝更替，並不是說個體的生命不可救；但王朝始興終衰的趨勢，任何修道者是不可改變的，只能順天道行之。
他所說的「癘氣」，往現代科學可以接受的方向上說，就是含有病毒成分的微觀物質。往更深一點的層次看，那就是微觀下的邪靈類的生命。要想驅逐這些奪命的低靈生命，沒有神助是辦不到的。網路上，古金先生揭示：吳又可研製的達原飲，還有一個關鍵的藥引子，即口訣。而平疫的關鍵在「訣」，不在藥。這是有深刻道理的。
現代人類更多地注重物質層面，而忽視精神層面。殊不知人類精神層面的、道德層面的東西，是直接與上天和神佛通達的根本渠道。人類要想免災消難，就得重德、敬神、修己、自省，聽從高層生命的指引。
君王罪己自省 乃有神助
大明王朝277年間，共發生75場流行性疫病。但這些瘟疫，除了明末的，大部分疫情只是侷限在州府、縣屬之地。如果以縣為考量範圍，每個縣平均40多年至100多年才能發生一次瘟疫。總體上來說，疫情並不頻繁。
古代君王深知君權神授。逢大災變，輒罪己自省，同時責令下屬官員修省。
永樂9年（西元1411年）7月，陝西大疫。明成祖專派戶部侍郎王彰，祭祀西嶽華山及陝西山川等神。祭文為：
「比陝西守臣言：境內疫癘，民之死亡者眾。朕君臨天下，一物失所，皆朕之憂。故聞之惻然弗寧，唯助國衛民，御災扞患。神之職也，尚其鑑余誠悃，賜以洪庥，俾疫癘全消、災害不作。豈獨生民之幸？國家蓋有賴焉。」
正統10年（西元1445年）6月，浙江臺州等三府發生大疫。英宗皇帝派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王英，去祭祀「南鎮」，禳除災患。時浙江久旱，王英一到紹興，天降甘露，連續兩日下起了大雨。人們讚歎此雨為「侍郎雨」。
民眾難中互助 傳為佳話
明朝逢疫年，民眾之間的互助事件非常多，也很感人。
明初，有一叫莫轅的人，鄰居馬華全家染疫而死，獨餘一個幼孩存活。其他人不敢收留，莫轅毅然撫養小孩成人，傳為佳話。
嘉靖時期，廣東高州府的一位徐姓知府，其母和繼母及家人被瘟疫傳染。二母奄奄一息，親人紛紛躲避。唯有徐知府獨自細心照料二人，致使疫者轉危為安。
張彥忱，永樂年間進士張宗璉之父。他宗族舉家染疫，親朋好友均切斷與他家的聯繫。張彥忱不顧眾人勸阻，親自備湯熬粥，每天數次，晝夜照料宗族。並說：
「道路旁邊的樹木都能庇護人納陰涼，人與人之間怎可不相互照顧呢？我做好事，鬼神是不會侵害的。」
成化22年（西元1486年），某鄉大疫，家人數死，曾家的兩個兒子疫死，只剩下一個孫子名叫曾日旦。祖父曾汝厚慟哭欲絕，兒媳蕭氏年方23歲，說：
「公公不用擔心，我若有再嫁的念頭，不能守寡守節，就讓神明懲罰我。養老、撫幼都是我的責任。」
日後，蕭氏獨處深閨，勤紡持家，將曾日旦撫養成才。曾日旦成人後修葺新屋給蕭氏居住，並給其屋上匾，名曰「節孝」。
清 冷枚《耕織圖冊．織》局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官員仁心 方能治疫安民
官員的德行仁心，也是疫情時期治疫安民的關鍵。
明朝嘉靖國子監博士李贄，記載了一位荊州屬官李中溪的事蹟。當地官員不能合理照料工程勞役者，以致縴夫疫死無數。李中溪親自到藥材市場買藥材，熬煮參芪藥水，救活了很多染疫者。後來，李中溪主持築堤障江工程，曾受恩惠的役者紛紛出力。
李贄認為，李中溪所花費的藥費不過四、五百金，卻救活了數以萬計的疫病者，這是因為李中溪仁心所致，感動了天地。
以古鑑今，當今的人類要想走出瘟疫的肆虐，須重拾傳統道德，敬天畏神。君王躬身自省，廣納諫、施仁政，才能感動上蒼神明，眾志方可成城。然而，不放棄邪惡的共產體制，這一切都將無從談起。（全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