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共的這一做法近日引發不少西方專家學者及媒體的反擊。英國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從事中國研究和政治傳播的專家加德納(Paul Gardner)3月6日在美國雜誌《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發文說:「中國(中共)的審查和宣傳已經使新冠病毒變成了一個惡魔」,中共如果在早期採取行動就不會導致這樣的結果。
《華爾街日報》等媒體也發表調查文章指出,中共在武漢肺炎爆發早期的一連串失誤導致疫情的蔓延。
北京試圖讓民眾忘記政府早期的失誤
中共近期加大宣傳,將自己重塑為全球抗擊病毒行動中領導者的形象。官媒稱讚北京應對疫情是世界的榜樣,指責美、韓等國家在遏制疫情傳播方面行動緩慢。
中共還讓人在網上使用「#中國方法是唯一事實證明成功的方法」的話題標籤,大肆鼓吹中共使用毛式社會運動來遏制病毒。
《紐約時報》表示,中共官員試圖化解這場危機,用它來證明中共威權制度及其強硬領導人的厲害,甚至宣布計劃以6種語言出版一本關於此次疫情的書,該書將中共領導人描述為具有「為民情懷」的「大國領袖」。但這些宣傳攻勢正在表明,中共可能擔心疫情給自己帶來持久的損害。
加德納目前正在研究中共政權利用哪些手段控制訊息以增加其執政合法性。他認為,中共所做的是想讓人們忘記對當局早前失誤的憤怒。
在武漢肺炎吹哨人李文亮醫生去世後,憤怒的民眾在社交媒體上一度喊出「要言論自由」的口號,儘管這些帖子之後被當局的審查員刪掉。李文亮在去年12月底對外發出疫情警告,但被當局扣上「散布謊言」的帽子,甚至被訓誡。當局在今年1月初仍淡化武漢肺炎所帶來的危險,以致病毒迅速擴散,一發不可收拾。
《華爾街日報》3月6日發表一篇對武漢肺炎的追溯性文章說,從出現第一批感染者起,中共犯下了一系列錯誤。政治領導人遲遲未將風險公諸於眾,也沒及時採取堅定的防控措施,疫情因之加劇。
報導引用大量的採訪調查披露,中國醫生們自去年12月底就知道,人傳人的情況已經發生。但相關部門在1月上旬之前仍不斷否認這種病毒可以人傳人,麻痹了公眾對疫情的警覺和防控。
「那時我們就知道,政府在撒謊」,一名武漢醫生告訴《華日》,「但我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撒謊。」
在缺乏對病毒警惕的情況下,武漢百步亭社區甚至在中國新年前夕舉辦了「萬家宴」,數萬人一起吃飯和拍照。
中共駁斥了外界對其疫情應對措施的一切批評,稱中國為世界其他國家爭取了時間。甚至還稱中共領導層從一開始就採取了迅速且統一的行動。但《華日》反駁說,其調查報導卻描繪了另一番情形。當醫生們掌握了充分資料來敲響警鐘時,他們的努力卻遭到當局的阻礙。因為危機往往與政治掛鉤,無論在地方層面還是國家層面。
李文亮生前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如果官員早些披露有關疫情的信息,局勢將會好得多。(政府)應該保持開放和透明。」
加德納分析認為,在疫情爆發的早期關鍵階段,當局缺乏開放性和透明度,部分是因為1月6日到17日期間,湖北省及省會城市武漢的政府部門的官員們聚集在一起召開一年一度的人大及政協會議。當時宣傳部門指示媒體不要報導負面新聞。
這和《華日》的分析不謀而合。該報表示,1月5日到17日期間,中共官方沒有公布任何新增病例。
中共媒體的報導是為黨服務
加德納說,自從當局承認病毒威脅後,允許一些中國媒體報導一些相關新聞,但這並非無目的。正如政治學家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提出的那樣,為媒體報導提供「臨時空間」可以幫助這個黨國「樹立可控透明度的形象」。
加德納表示,不過,中共的審查從未停止過。在網上,當局已經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限制該黨認為是「威脅」的言論。那些被認為是「散布謠言」的人面臨坐牢的威脅。
他還説,在專制政權下,制止「謠言」限制了人們提出關注和發現真相的能力。
文件披露中共審查不同事件
加德納表示,中共的審查制度集中在那些可能損害其執政合法性的問題上。加德納正在對中共的信息控制進行研究,並對一些被洩漏的中共審查指令進行了分析。這些洩漏指令由總部位於美國的「中國數字時代」蒐集,根據其在2013年至2018年之間蒐集的100多條被洩漏的審查指令,審查涵蓋環境、食品安全、健康、教育、自然災害和重大事故等方面。加德納說,中共實際下發的審查指令的數目會遠遠超過此數字。
他舉例說,在一家石化廠發生爆炸後,中共要求媒體機構審查「與石化項目有關的負面評論」;在父母們抗議假疫苗事件發生後,媒體被指示在首頁上只能刊登官方提供的信息。攻擊體制的評論一律要刪除。
中共要老百姓聚焦在有利於黨執政合法性的議題上
官媒在網上推動中共議程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加德納的研究顯示,《人民日報》在新浪微博上所張貼的有關環境問題和災難問題的文章在2013和2018年期間大幅降低。
加德納說,該黨希望人民聚焦在那些它認為將會鞏固自己執政合法性的主題。截止到2018年,《人民日報》發布的聚焦民族主義帖子的數量增加了一倍,達到總數的12%。
加德納說,儘管有一些中國民眾竭盡全力傳達有關病毒和武漢疫情的真實訊息,但當局一直在打壓批評聲音,並加大力度審查那些在網上求助的文章。
儘管中共的審查並不能阻止一切,但是正如中國研究學者羅伯茨(Margaret E. Roberts)所建議的那樣,「多孔審查制度」仍然可能非常有效。她指出,中共當局想盡辦法使人們更難以訪問網上的一些重要信息,同時用中共想要網民看到的信息來充斥網路。
當一些問題(比如武漢肺炎)不可避免地出現時,加德納說,他的研究表明,中共的宣傳機構試圖控制敘事,確保媒體聚焦報導政府如何努力解決問題。比如,在西藏的一家礦山發生山體滑坡後,媒體被告知要報導救災迅速。《人民日報》對這類災難的報導重點是塑造救援人員的英雄形象。
而在應對武漢肺炎疫情中,中共使用了同樣的宣傳。正如「中國傳媒研究計劃」(CMP)的班杜爾斯基(David Bandurski)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的媒體報導越來越多地尋求將中國共產黨塑造成是與該病毒作鬥爭,實現「人類奇蹟壯舉的推動者」。
中共資助數百名記者到前線去報導「感人事蹟」,塑造英雄形象,宣傳自我犧牲精神。《紐約時報》表示,這種做法往往遭到公眾反感。
加德納說,究竟武漢肺炎危機死了多少人,或者還有多少人會死亡,外界無法得知,這是因為很多中國人擔心自己被懲罰而選擇噤聲,此外當局也在阻止讓真實的信息傳到公眾耳朵裡。
「武漢肺炎的爆發凸顯了一個把社會穩定和執政黨合法性置於公眾利益之上的體系給人民帶來的風險。」加德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