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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病毒改變了大多數人的生活。我們被要求留在家中，自我隔離，社交活動停擺，習慣於匆忙追趕時間表的人，一下彷彿處於失重狀態，漂浮在空中，失去了目標。
心理學家瓊安．蘿森伯格（Joan Rosenberg）指出，這是一種失落感，是正常的。
但這不一定是壞事。西諺說：「烏雲往往鑲嵌著燦爛的銀邊。」我們都可以練習在困境中找到啟發，活出自己的亮點。歷史上也出現過多次大瘟疫，當時的人怎麼面對？
鑑往知今，我們就依年代來看看科學家牛頓、文學家莎士比亞，與藝術家達芬奇的經歷。先從最靠近我們的牛頓開始。
牛頓：那段日子是我發明的巔峰時期
1665年英國劍橋爆發鼠疫，是倫敦地區延伸過來的瘟疫。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也隨之關閉。教職員、學生、居民都紛紛走避郊區，實施「社交隔離」。年輕的學士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也是其中之一，那年他才22歲。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伍爾索普莊園（Woolsthorpe Manor）進行「閉關」。
牛頓的家鄉——伍爾索普莊園。（Claire Ward/Wikimedia Commons）伍爾索普莊園屬於林肯郡（Lincolnshire），位居大學城以北將近100公里。牛頓在這裡待了約兩年。
在這個清淨，隔離的環境中，牛頓不用上課，也沒有社交活動，更沒有手機、網路。但其實他腦子一點兒也沒有閒著，他有許多自己想要思考、探索的議題。這段期間的深入鑽研，確實碩果輝煌。在數學上，他發展了現代微積分、解析幾何學的雛型；設計實驗測量重力，醞釀萬有引力定律的概念。他還在臥室裡做光學實驗。他在百葉窗片上穿一個小洞，讓白光射進來，然後他運用三稜鏡觀察可見光譜的七彩變化。
日後，他回憶這段時光，說這是一個「神奇的年代」（拉丁文：Annus Mirobilis，英文：Years of Wonders）——「那段日子是我發明的巔峰時期，我對數學與哲學的深度關注是空前絕後的。」
艾薩克．牛頓爵士（1642年~1727年）。（Wikimedia Commons）1665年到1666年的「倫敦大瘟疫」（The Great Plaque），英國有四分之一人口感染死亡。這是英國本土繼14世紀黑死病之後，爆發最大規模的致命瘟疫。
牛頓在1667年回劍橋後，發表了大量論文，半年後便成為院士；兩年後成為教授。終其一生，他繼續思考著物質、時間、光學、色彩等主題。
低調避難期 莎士比亞完成三大悲劇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一生經歷過很多次瘟疫，其實，據說他本人一出生就是瘟疫的倖存者。席捲倫敦的瘟疫中，莎士比亞有許多親人感染過世，包括他的兒子。
為了避免疫情蔓延，劇院通常是第一個勒令休業的。莎士比亞所屬的倫敦環球劇場（Globe Theatre）在1593年、1603年、1606年都關門休演過。據文獻記載，有高達60%的時間是無法演出的。劇團只好四處出遊，在各鄉間表演，團員都在心裡祈禱，但願造訪的村落尚未被疫情波及，也有許多演員另起爐灶，改行他去。
1623年出版的《莎士比亞戲劇集，第一對開本》扉頁。（Wikimedia Commons）這時的莎士比亞轉而潛心創作。《李爾王》（King Lear）、《馬克白》（Macbeth）與《安東尼與克麗奧佩脫拉》（Antony and Cleopatra）據推測都在這時完成。這低調的避難期，也正是他才華洋溢的創作期。
當時的倫敦鼠疫肆虐，整個城市的慘狀十分恐怖。沒有下水道，垃圾就直接傾倒在泰唔士河中，空氣汙濁沉穢。感染到鼠疫的人3、4天就會病發而死，膿腫腥臭，蔓延甚廣。
也許是這樣的愁慘氛圍，這三部都是有名的悲劇。
《李爾王》
不列顛的李爾王年老的時候，把江山分給了伶牙俐齒、善於阿諛奉承的大女兒與二女兒；老三小公主蔻蒂莉亞（Cordelia）心地善良，但嘴巴不甜，觸怒了暴躁的老父王，因而被褫奪了繼承權。後來前兩個女兒對老爸翻臉不認帳，橫加凌辱欺謾。
李爾王悔恨之餘，變得瘋瘋癲癲，跑到森林裡，迎著狂風暴雨呼號「報仇！瘟疫！死亡！迷惑！」著實令人唏噓。後來還是三公主出面，和善相待，才慢慢好轉。但後來蔻蒂莉亞還是在宮廷奪權的傾軋中被殺害了，李爾王也悲慟而死。劇情高潮迭起，令人驚心動魄。公認是莎翁最偉大傑作之一。
《森林中的李爾王與弄臣》油畫。（Gallery of Scotland/Wikimedia Commons）《馬克白》
蘇格蘭武將馬克白則是權欲薰心，在妻子馬克白夫人（Lady Macbeth）慫恿之下，昧著良心弒君篡位。馬克白要殺蘇格蘭國王鄧肯（Duncan）之前，猶豫再三，他說「怕瘟疫染回始作俑者」，但終究被妻子譏諷催逼，下了毒手。
劇中馬克白夫婦一面戀棧權勢；一面良心不安，鬼魅逼身，最終恍恍惚惚，內心戲深刻。女巫曾預言說當黑森林移動時，就是馬克白滅亡之日。結果揭竿起義之軍真的讓士兵在頭上綁著森林的樹枝以作為掩護，遠處看來就像森林在移動，非常神祕，有超寫實的效果。所以早年這齣戲也曾經譯作《森林復活記》。
《安東尼與克麗奧佩脫拉》
羅馬的大將安東尼因為迷戀埃及豔后克麗奧佩脫拉，樂不思蜀，最後決意拋棄自己的國家與家庭，引來征戰。安東尼出戰時頭腦昏沉，吃了敗仗，自刎而死。克麗奧佩脫拉求降被拒，以毒蛇自吻自殺，據說更可能是被羅馬大將屋大維謀殺。人在榮華享樂與國家職責之間的掙扎主題，深刻而錯綜複雜。
這幾則故事深刻演繹人因為性格上的弱點，而陷於悲劇的心路歷程。也將善惡有報的真理細密鋪陳，發人深省。
莎翁不愧是奇才，在這景氣低迷的時期，養精蓄銳，醞釀出文學史上的曠世佳作。
瘟疫肆虐米蘭 達芬奇打造都市計畫
下一個故事讓我們來到1485年，義大利的米蘭。當時名畫家、雕刻家、發明家李奧納多・達・芬奇（義大利語：Leonardo da Vinci，或譯達文西）在米蘭為公爵Ludovico Sforza做事。
紅色粉筆畫的肖像，大約1512年至1515年作，被廣泛視為最初的達・芬奇自畫像。（Royal Library, Turin/ Wikimedia Commons）米蘭此時正為發生在1484年、1485年之間的鼠疫所蹂躪，總共造成5萬人死亡，整整三分之一的米蘭人口。
達・芬奇目睹了狹窄、骯髒、擁擠的米蘭城，被瘟疫肆虐的慘狀，心中開始構思如何改善都市規劃的結構，讓這個城市能夠康復，且日後能夠更健康。他的構想包括統合地下水道與運河、城市往高處垂直發展、開闢行人專用道等。
達・芬奇在15世紀已經設想了大城市都會面臨的諸多問題，由他的手繪圖與手稿註解可以看到，規劃中包括：交通、地下水、新舊城區共存，人口的發展等等。而且他更強調美感、潔淨、效率並重。雖然他（以當時眼光）過於激進的主意沒有馬上被實現，但當代的都市規劃多有所借鑑。
19世紀新巴黎的建設和達・芬奇的概念就有共通之妙，這位多才多藝的文藝復興巨匠又再次證明，他的卓見領先了世人好幾個世紀。
困頓限制了人群的活動，低迷的獨處時期，剛好能夠靜下心來，調適心態。這樣，疫情造成的限制剛好是我們鍛鍊實力的大好時機。
回顧這三個故事，三位大師都在艱困之時善用自己的一切，大大發揮上天賜給他們的長才，等到疫情過後，就是寶刀出鞘，光芒萬丈。
「禍兮福之所倚！」看來，這段中共病毒造成的「社交隔離」也許沒有那麼可怕。或許還可以是探索自我的大好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