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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強，你們香港人為我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你必須活著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1989年六四當晚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見證軍隊開真槍殺人，並在北京同學肉身掩護下而活著逃出來的人權律師林洋鋐，31年來，每每談起當年一幕，仍忍不住落淚。
今年是六四31周年，香港警方首次禁止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燭光悼念晚會」，令這項全球最大規模的六四紀念活動，持續30年後首度熄燈。支聯會批評這是政治打壓，並質疑警方的做法與「港版國安法」有關。
面對香港的自由被進一步收緊，林洋鋐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坦言很鬱悶，但他強調不會缺席悼念六四，六四當晚「只要維園不封，我都會去的」。
親眼目睹軍隊在天安門廣場殺人
31年前，林洋鋐是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學生，年僅21歲的他，帶著香港人的捐款和物資抵達北京，是第一批北上支援的香港人。6月3日晚上11時許至6月4日凌晨4、5時，他一直在天安門廣場留守。
6月4日凌晨2時左右，一長列的軍隊由西面向東門步行進廣場、沿途掃射，地上偶爾有火花。當經過毛澤東畫像前，一輛雙節巴士正朝著士兵駛去，企圖阻止士兵前進，但最終停下來。林洋鋐看到幾名士兵衝上巴士把司機拉下來，用槍柄不斷痛擊已倒地的司機直到沒有反應，同在廣場的幾名工人見狀非常憤怒，走出二、三十公尺，喝止這些士兵不要毆打司機，其中一名工人把手中玻璃瓶擲向士兵時，他突然聽到槍聲，後面的人喊著快點去救人。
凌晨4時許，五、六個手持衝鋒槍的士兵，衝上人民紀念碑。當時林洋鋐坐在紀念碑最頂層，距離士兵只有幾公尺之隔，「如果當時他們要開槍，我必死無疑」。這時，身邊的北京同學也沒說一句話，用他們的身體包圍著他，然後推著他離開紀念碑的頂層。
「他們一邊推我的時候一邊對我說，他們叫著我的名字…」說到此，林洋鋐已眼眶泛紅，他用普通話重複著當年北京同學的囑咐：「小強（本名林耀強），你們香港人為我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你必須活著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
這句話成為林洋鋐一生的囑託。多年後，即使他已成家立業，轉為低調，但只要有六四座談會的邀請，他每場必到。
林洋鋐說，他們這一代人，親歷《中英聯合聲明》及草擬《基本法》，當年中共曾信誓旦旦會給予香港高度自治，但最終成為空話。「今天看到那個國安法，包括將有關顛覆中央政權、分裂國土這些非常之惡名昭著的罪名，去鎮壓異見人士的罪名帶來香港，而且還說會在香港成立它們的執法機構，這完全將當年的承諾撕破。」
今日香港與89六四何其相似
林洋鋐說，89六四和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何其相似。1989年參加絕食的北京學生是無限期絕食，他們是真的以死明志。而這些學生是整個中國社會的精英，犧牲了個人前途、甚至生命，為了國家更好的發展而選擇發聲。
而30年後，被捕者都是很平凡的香港人，有的甚至是學生，他們為了保護、捍衛香港的一國兩制而犧牲自己，明知道會遭遇警方施暴、會遭拘捕檢控，仍義無反顧走上街頭抗爭。
「這些其實跟我在31年前所經歷的八九民運很相似，就是人性很光輝美麗的一面，牽動了整個國際社會，令大家都如此關注香港。證明我們所說的這種人性的光輝美麗，其實並沒有消失，並沒有因為強權的壓榨和監控而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