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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的大流行，對我們而言，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經歷，近代歷史上從沒有任何事件，像中共病毒一樣如此深刻和廣泛地影響著全球人類，而且這種經歷正在改變著我們的生活。
它提醒了我們，身而為人脆弱的一面，不僅重創了全球的經濟，攪亂了我們原有的人生計畫，更讓我們不得不跟親友保持社交距離。
外在環境的改變：
韓國媒體《朝鮮日報》在採訪了20多位政治及經濟學者後，提出中共病毒對社會與生活層面帶來的改變：
● 居家辦公成主流
防疫期間，居家辦公與遠距工作或教學，均已成為主要的工作模式。在疫情過後，許多公司為了避免再次遭受衝擊，也可能開始衡量採用遠距辦公的可行性，顛覆以往的工作模式。
● 脫離全球化經濟
以往各國間的經貿合作非常密切，但在疫情爆發以後，各國皆採取了嚴格的入境管控措施，這也使各國開始使用境內重振經濟的方式來恢復經濟水平。產業鏈與經濟活動因此將會開始重組，減少海外工作而轉回母國發展。
● 握手寒暄模式已過去
社交距離是各國政府不斷宣導的觀念。例如拱手代替握手，或是握拳擊掌代替先前的握手方式。這些習慣已逐漸深植人心。即便在疫情過後，避免肢體接觸的寒暄方式也可能逐漸取代傳統方式。
● 各國債臺高築
各國為了挽救幾乎停擺的經濟活動，採取許多對民間企業的緊急援助措施，積極發放現金試圖提振消費。然而，這卻會使各國政府的債務增長，陷入經濟低成長模式。
內在心理的改變：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阿里．克魯格蘭斯基（Arie Kruglanski）是一位研究人類行為動機對他人影響的學者，他認為中共病毒改變了我們的想法、對待他人的方式以及我們的價值觀。
● 安全感改變
疫情帶來了許多的不確定性，人們手足無措，無法從這個完全陌生的危機中理出頭緒。面臨許許多多未知的問題，如誰會感染病毒？我們的家人會受到感染嗎？我們能活下來嗎？ 疫情將持續多久？工作怎麼辦？總總的不確定性和生命的威脅是焦慮的根源。
肺炎疫情爆發後，很多人被迫在家工作。（Fotolia）面對不確定性，原來的安全感頓失，人們開始拚命地尋找可靠的資訊，黏在電視機前看突發新聞，希望能在隧道的盡頭看到光明；然而，疫情的不確定性卻沒有那麼快消失，持續的焦慮使得人們渴望盡快得到確定的答案，重新建立安全感。於是人們像磁鐵的兩極一樣，有的人選擇迴避問題，假裝什麼問題都沒有，另一種則走向另一個極端，不再理性思考各類的看法，而憑直覺做出錯誤的判斷，如看了媒體誇大的報導就認定最壞的情況一定會到來。
面對許多未知的問題令人焦慮、絕望。（Fotolia）心理學家稱這種現象為認知閉合的需求（The Need of Cognitive Closure），認為人們在面臨危險時，為了盡快達到確定感，反而容易做出迴避或最壞的選擇。
● 依賴心增強
當安全感下降，人們變得更加依賴他人，愛國主義的思想也會升高，相信我的國家會處理這個危機。但中共病毒沒有人可以豁免， 無論是何種身分、地位，它都可能受到影響。這又更喚起了人們壓倒性的脆弱感。當人感到自己的控制能力愈來愈衰退時，就像嬰兒、生病或老人的狀態，對他人的依賴心就會增強。
這種依賴心反應在對人際交往上，對所愛的人、家人或好友的依賴增強。
● 價值觀改變
隨著對他人的依賴日益加深，人們開始優先考慮合作、關懷、體貼等共同價值觀，而聲望和權力等個人主義價值觀則逐漸退場。在危機時期，人們讚揚為大眾付出的人：向他人伸出援手，為別人而犧牲自己，展現同情心、或是發揮人性光明面的人。人們對名利的迷戀減少了，簡單的善行反而令人感到欽佩。
危難面前 善與惡決定人們未來
在這巨大的危機面前，人性流露出善的一面，但也可能暴露出惡的一面，變得更加封閉，或受蠱惑做出違反常理的事情，如美國發生一些左派激進分子鼓動暴力攻擊警察機關或摧毀建國者的雕像等。
在這巨大的疫情衝擊下，外在環境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而人們的內心也正面臨著善與惡之間的選擇，而這一切似乎也正決定著人類的未來。若能選擇以善的力量彼此關懷與合作，我們才能共同度過難關，在嚴峻的考驗下找到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