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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代積累的著作內容豐富、品種萬千，文人藏書的規模和質量隨之達到鼎盛，藏書家也逐漸把關注點從書籍的蒐集轉移到管理層面上來，在保留圖書的同時，也有許多名揚天下的藏書樓傳世。藏書樓雖以「樓」為名，其形態是靈活多變的，堂、齋、室、居、山房，皆可成為藏書所在。它也是文人讀書治學、修身養性的重要場所，無論從命名還是功用方面，都體現著多姿多彩的藏書文化。
千樓千名 風采各異
藏書家辛辛苦苦尋求到手的古本善品，都要妥善的保存在藏書樓中；而他們讀書治學、校勘維護、怡情養性等一系列藏書活動，也都是在藏書樓進行的。藏書樓作為讀書聖地，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它一定要有個含義深刻又獨具特色的名字，才能體現主人的性情修養、文化品位以及他們對書本難以割捨的情懷。
翻開史書，我們會看到許多儒雅的名字，或詩情畫意，或玄妙古奧，或傳遞藏書志向，或彰顯收藏特色。一個看似簡單的藏書樓的名字，就已經透露出文人為藏書傾注的情感了。編新不如述舊，飽讀詩書的文人，往往擷取經史子集中的詩詞或典故，代表自己的內心世界。
有的文人藉命名之機闡明治學態度。宋代的陸游好學嗜書，有一座「老學庵」收藏書籍，「老學」一詞就出自《說苑》的「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表達一生為學、壯心不已的信念。清代的鮑廷博，為藏書樓取名「知不足齋」，語出《禮記》的「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表達自己謙虛好學，奮進不息的精神。
古代文人均懷有高潔情操，他們的藏書樓也是彰顯個人性情的一種方式。宋人劉羲仲，修建「是是堂」以藏書治學，取詞於《荀子》的「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希望自己能夠明辨是非，分清賢愚，實為自勉自勵的座右銘。明人趙琦美愛書成癖，建「脈望館」珍藏，「脈望」一詞便出自《酉陽雜俎》的傳說，蠹魚三食「神仙」二字，便可化為神奇的「脈望」，助人升仙。趙琦美以此為藏書樓名，傳達出淡泊世情、超凡脫俗之意。
當然幾乎所有藏書家，希望珍藏的典籍能夠永遠傳續下去，惠及子孫。於是明代的范欽為藏書樓取名「天一閣」，取「天一生水」之意，能夠克制火災浩劫，長久的保護書籍。還有清代的徐乾學，家中有「傳是樓」匯集各家藏書。他曾訓子曰：「吾何以傳汝曹哉，所傳者唯是矣！」（《傳是樓記》）
天一閣匾額。（ Zhangzhugang/Wikimedia Commons）建築布局 別具匠心
傳統的藏書樓以木質結構為主，最重要的職能在於收藏，因此藏書家更注重它的實用性，會通過獨特的設計實現防火、防潮、防蛀、防盜等多重功能。民國時期的學者葉德輝，在《藏書十約》中提到：「藏書之所，宜高樓，宜寬敞之淨室，宜高牆別院，與居宅相遠。」
火災，是木製建築和紙本書籍的大忌，一旦發生，幾乎是書毀樓亡的慘痛代價。因而，藏書樓在設計上特別注重防火，五行學中水能克火，水的利用成為藏書樓防火的重要策略。有的藏書樓會在樓前開鑿水池，或者修築「護城河」一般的河渠，更有人直接把藏書樓建於水中小島，起到防火、防盜雙重功效。
江南文化繁榮，藏書樓林立，防潮問題也是南方藏書樓設計的重點。清代黃澄量的五桂樓，樓頂呈「眾」字形，中有暗閣隔熱、防漏；樓中書庫安裝三道窗戶，可防潮、防光；中央還設有天井，作晒書之用。晚清的劉承乾，其嘉業堂的地板布置非常講究，離地一尺多高用細砂鋪地，上面墊著瓦缽，最後鋪上專門燒製的青磚，以更好的阻隔地下潮氣。
藏書樓是藏書家活動的重要場所，而藏書家又多是文人雅士，其藝術美感和實用功能一樣不可或缺。從外觀上看，藏書樓以飛檐瓦頂的建築風格為主，顏色上多選取黑、白、灰、棕等低調清雅的顏色，頗有一種天然古樸的清純之美，反映出古代文人志存高遠、清心澹泊的精神境界。
承載著數千年文化的藏書樓，並非孤立的存在。它大多座落於郊外風景優美的僻靜之處，周圍疊石成山，栽木成林，成為園林一景。這樣，藏書家就能在世外仙境般的環境下漫步、讀書、治學，這樣的生活好不愜意！
古人藏書 管理有方
藏書樓內縹緗盈棟、卷帙浩繁，對藏書家來說，擁有數萬甚至數十萬卷圖書，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但是如此海量的家藏，如何保存和管理就成了一項重要事務。古人蒐集書籍已是費盡心思，而為了保存這些珍愛的書籍，更在藏書樓中下了許多功夫。
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迅速找到想要翻閱的書籍。唐朝的李泌就從皇家藏書中學到了「四色分類法」。天寶年間，他在集賢院任職時，借鑒其管理藏書的方法，用四種顏色的牙籤為私家藏書分類整理。經部用紅色，史部用綠色，子部是青色，集部則是白色。李泌藏有典籍三萬卷，要親手把它們一一標記，工程十分浩大。
然而分門別類只是個開始，圖書的保存問題才是重中之重。為了確保圖書在閱讀、轉借過程中不受損毀，唐代的柳仲郢花費更多的時間，將每一本藏書抄錄兩份，共存有三個版本。《柳氏序訓》載：「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裹簽束華麗者鎮庫；一本次者長行披覽；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為業。」原版典籍祕藏於樓閣，作為「鎮庫書」，而抄錄的另外兩份則供藏書家及其家族子弟研習所用。
有的藏書家，還要安排專人看管藏書樓，角色相當於現在的圖書管理員。比如明代文人王士貞的藏書樓中，有一位老僕，對樓中藏書了如指掌。每次王士貞想要查看某部書籍的某卷某頁，他剛一開口，老僕就能立刻找出，放在他面前。可見這位老者不僅熟悉王家所有藏書，其文學造詣也非一般人可比。
清代範懋柱輯《天一閣藏書總目》（貓貓的日記本/Wikimedia Commons提供）《通志》言：「書籍之亡者，由類列之法不分也。」提出編製目錄的重要性。茫茫書海，若不經過精心設計和整理，隨意擺放，就會雜亂無章。藏書家不僅難以搜檢所需的書籍，也無法及時了解書庫出入的情況。於是，藏書家便承擔起編製藏書目錄的任務，既防止書籍散佚，也為後世提供稽考之便。經過一代代藏書家完善，古代出現了自成體系的目錄學，留下一部部書目整理的著作。
藏書家還有一項重要工作，便是校勘，也是最為費時費力的工作。古代書籍主要通過手寫抄錄和雕版印刷得來。抄錄過程中，極易出現錯字與漏字現象；印刷書籍批量製作，也有可能在每個環節出現紕漏。藏書家皆嗜書如命，自然不能容忍書中的謬誤，因而便對家中藏書進行枯燥、艱難的校對工作。
古人校書認真嚴謹的態度，令人非常感動。據史料記載，唐代陸龜蒙校書，朱黃筆墨總不離手；宋代的賀鑄親自校讎過的書籍，無一字誤；明代的孫樓閉門謝客，一心校對萬卷典籍；清代的徐乾學，朝夕不輟，勤於校書……他們的心血沒有白費，不僅提升了藏書樓中整體書籍的質量，更為後世保留了許多高質量的繕本，可謂功德無量。
一座藏書樓，從它的誕生到管理，無不蘊藏古代文人的無限心血和智慧。它本身就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一段傳奇而精彩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