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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的體育機器製造出來的運動員來說，多年的艱苦努力仍可能在奧運的激烈競爭時刻付諸東流。
《紐約時報》7月30日發文〈不惜一切代價：奧運金牌背後的中國體育舉國體制〉，文中表示，中國（中共）的體育體制生根於蘇聯模式，國家挑選出數萬名兒童，送進二千多所政府經辦的體育學校進行全日制訓練；那些被淘汰下來的運動員，生活往往很艱難：他們的受教育程度低，身體受了傷害，在體育領域之外幾乎沒有就業機會。
為了最大限度地拿金牌，中共政府把重點放在那些在西方資金不足的不太知名的項目，或那些有多枚奧運金牌可贏的項目上。而女子舉重在2000年雪梨奧運上成為比賽項目後，一直是北京奧運金牌戰略的理想目標。
文章舉例表示，一位前國家舉重冠軍退役後窮困潦倒，靠一份公共澡堂的工作謀生，她還長了鬍子，她說那是她年輕時被迫使用激素的結果。
今年東京奧運參加55公斤級舉重比賽的選手廖秋雲，最終獲得銀牌。廖秋雲在賽後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今天水準都發揮出來了」，然後流下了眼淚，她還提到自己多年來的受傷情況說：「很多年了，一直都有」，「反反覆覆一直都有。」
文章表示，美國奧運選手拜爾絲公開說出壓力造成的精神焦慮，而廖秋雲沒有提她還是小姑娘時就開始日復一日的訓練對她產生的精神惡果。
文章說，中國為培養運動員設定的目標只有一個：為國家的榮耀贏得金牌。銀牌和銅牌幾乎都不算數。中國派出413名運動員（這是2008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中國奧運代表團）參加東京奧運，目標是金牌榜的前列位置。
報導指出，對大多數體育大國的運動員來說，女子舉重這項運動是小眾事業，這意味著西方的女子舉重選手在爭取資金上有困難。而且舉重比賽有多個體重級別，有拿下四枚金牌的可能性。因此農村女孩被叫去練舉重。
對女子舉重選手來說，中共的體育制度要她們付出的代價很高。雖然跳水和體操選手必須與國家分享代言協議的收益，但他們至少可以在退役後充分利用自己的名聲。而廣告商們對女子舉重選手往往不感興趣。
體校裡的各種潛規則
另據前中國田徑運動員段代利2020年7月接受《大紀元》採訪表示，中共國家體校的學生被封閉管理、超負荷訓練，還存在各種霸凌行為，教練掌握了選手發展的決定權，也衍生了各種潛規則。
段代利13歲被國家選中開始田徑訓練，他一路從市級升到省級，最後畢業於國家體校。他表示，中國運動員服用禁藥並不是新聞，不少教練會要求自己的選手嘗試用藥，有人因長期服用興奮劑，而失去生育能力。
他還表示：「99%的體院學生會被淘汰。」從小接受體運訓練的學生很少能重新回到普通學校走上升學道路，很早就投入社會或從事不同工作，甚至還有流落街頭乞討者。
《紐約時報》說，舉重運動中興奮劑泛濫，中國並不是唯一被發現違規的國家。但是，個人決定使用興奮劑與國家指導兒童使用興奮劑不是一碼事。
流亡德國的中國國家隊前隊醫薛蔭嫻，曾在接受德國ARD電視臺專訪時揭露，80至90年代期間，中國在主要國際賽事中獲得獎牌選手，人人皆有使用禁藥的情形，當時總計超過萬名運動員被捲入系統性的強制使用禁藥計畫之中。
薛蔭嫻於專訪中透露，當時年齡只有11歲的小選手，就被逼迫使用禁藥，在游泳、跳水、田徑、體操、舉重、足球、排球、籃球及桌球等項目選手中，可說無一倖免。如果公開反對使用禁藥，則恐怕難逃牢獄之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