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出生在阿爾巴尼亞都拉斯市（Dures）的美籍阿爾巴尼亞人艾莉達‧達科利博士（Dr. Elida Dakoli），其家族曾被共產黨貼上「成分不好」的標籤，如今，她已擺脫政治迫害，並用自己家族的故事警告人們。
事實上，達科利直至來到美國，並懷上第三個孩子，才開始了解她父母遭受迫害的全部。她的父母如今也住在美國。在閱讀和翻譯她父親的書——父親寫給達科利和其兄弟，以及後代閱讀的書時，她才了解自己童年的真相以及她父母所做的犧牲。
這一切始於她的外曾祖父和祖父，兩人都被共產黨毒殺。「我父母雙方的家人都被貼上了『成分不好』的標籤。我母親的祖父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政治人物。我父親的爸爸是一個成功商人，他拒絕將自己賺來的財富交給共產黨。兩個人都反對共產黨強加的極權。」達科利在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說。
政治迫害
達科利的外曾祖父海森‧米什克塔（Hysen Myshketa）曾是阿爾巴尼亞都拉斯市著名的律師和市長，一個愛國者，也是民主的主要支持者。
1943年在新的阿爾巴尼亞國會中擔任國會議員，但在國會開幕前幾天的1943年10月4日遭到暗殺然而「這兩槍沒能殺死我的外曾祖父。他奇蹟般的活了下來，在醫院住了幾天後，他感覺好多了。然而，一個護士在他的牛奶裡下毒，他死了。」達科利說。
（左）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的外祖父母Naxhije和Isa Myshketa（Hysen Myshketa的兒子）；（右）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的外曾祖父律師Hysen Myshketa，他於1943年準備在阿爾巴尼亞國會開幕式上發表演講的前幾天被共產黨人暗殺。（由Elida Dakoli提供提供）達科利的外祖父伊薩‧米什克塔（Isa Myshketa）——海森‧米什克塔（Hysen Myshketa）之子——當時也在槍擊現場。幾十年過去了，當國家走入民主政體後，他才將當時發生的事告訴孫輩們：當他發現父親被槍擊中兩次但沒有死，於是將父親送往醫院，途中共產黨刺客依舊向他們開槍，住進醫院後仍然繼續行刺。最終，一名醫院護士在對方威脅下，於1943年10月10日將海森毒殺了。
達科利的祖父薩迪克‧達科利（Sadik Dakoli）也成了共產黨政權的目標。薩迪克盡職盡責為家族奉獻，並支持阿爾巴尼亞的教育事業，他是一位慈善家，每月為教育事業捐款，就像他的父親一樣。
達科利說：「對達科利家族的第一次打擊」是1945年1月14日公布了「第278號查封決定」，授權新政府查封所有動產和不動產。「這意味著政府可以拿走達科利家族的生意和黃金、城市的住宅和鄉村的橄欖園。」
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的祖父Sadik Dakoli被阿爾巴尼亞共產主義政權當作目標，送到古拉格勞改營，並最終被毒害。（由Elida Dakoli提供提供）1946年，達科利的祖父薩迪克被捕，她的祖母賈亞（Jaja）和她的4個孩子——包括當時4歲的達科利的父親埃克雷姆（Eqrem）——在半夜被扔到街上。達科利說：「士兵們甚至沒有給孩子們足夠的時間穿上鞋子或外套。就把他們趕出了自己的家。」
「這家人一出門就被告知，『達科利家族已被認定為是人民的敵人。因此，他們不應該用吸工人階級的血賺來的錢過著奢侈的生活。他們的財產已正式移交給國家，他們被驅逐出這個家，立即生效。』」
「這個世代辛勤勞作的家族，他們為城市和國家經濟繁榮做出了貢獻，他們創立了代表阿爾巴尼亞的引以為傲的國際企業，但從這個可怕的夜晚開始，這個家族在今後的生活中，再沒有看到一個好日子。」
她的祖父薩迪克成為古拉格勞改營的奴工，她的祖母、父親和父親的兄弟姐妹與祖母的兄弟和他的家人，同住在一個房間裡。薩迪克後來於1951年死在獄中。「他也被毒害了。直到今天，我們都不知道他葬在哪。」
「成分不好」
達科利透露，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阿爾巴尼亞，一個人只要是與不同意共產主義觀點的人有關，就被認為「成分不好」。「『成分不好』的人會成為二等公民，背負著『人民公敵』的標籤」，她說：「很多『成分不好』的人被謀殺，就像我的曾祖父一樣，或者像我的祖父一樣被監禁，但更多的人遭到迫害。」
達科利記得，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阿爾巴尼亞，人們生活在恐懼中，無法信任任何人。一個人即使他沒有被貼上「成分不好」的標籤，生活條件也很差。
後排：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的母親Lili Dakoli和叔叔Meti Dakoli（他抱著嬰兒時期的艾莉達）；前排：祖母Jaja Dakoli，艾莉達的表兄弟和嬸嬸，以及艾莉達的兄弟。在阿爾巴尼亞的共產主義時代，所有人都共用一套兩居室公寓。（由Elida Dakoli提供提供）「在一間兩房一衛的公寓裡，共產黨會讓兩個素不相識的家庭住在一起。」她說，「一切都是配給的。一個家庭一個月只能吃10個雞蛋，1/2磅（約227克）奶酪等。一切都很有限。然而，沒人敢抱怨，因為抱怨的人會被關進監獄，他們的家人會被歸為『成分不好』而遭受迫害。」
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由祖母Jaja Dakoli抱著。1946年，祖母的家庭住宅和財產被阿爾巴尼亞共產主義政權沒收，她和孩子們「在半夜被扔到街上」。（由Elida Dakoli提供提供）逆境中追逐夢想
年幼的達科利面對的不僅是生活條件的窘迫。她6歲起，就開始追求音樂的夢想，不過她碰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沒有鋼琴。「它們被視為私有財產，只有特權的黨員階層才能擁有。」她說。「我有一張長長的紙，上面畫著鋼琴鍵用於練習。這是我最初幾年的鋼琴，但我的父母總是鼓勵我（彈奏時）想像，想像在音樂廳演奏。」
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小時候在阿爾巴尼亞彈鋼琴。（Elida Dakoli提供）後來，達科利終於被安排了一個去學校練琴的時間段，但因為「成分不好」，她的練琴時間排得最早。在練琴過程中，也常遭遇阻撓。「這是因為競爭太激烈了。但我父親總是鼓勵我往積極的一面看，他會開玩笑的將挫折描述為新的小冒險。這種將挫折視為冒險的心態，是我今天取得成功的關鍵。」
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和她的父親Eqrem Dakoli在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的自由勝利大會暨晚宴上。（Elida Dakoli提供）被國家藝術學院——唯一的一所音樂大學錄取是她「戰勝壓迫」的第一個重要里程。「黨不希望像我這樣的人接受教育。」她說：「體制、老師、學生都對我不利，但我還是堅持下來了。」
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是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達拉斯委員會的創始大使，也是達拉斯音樂發展學院的執行董事。（Elida Dakoli提供）達科利最終離開歐洲，前往德克薩斯州韋科（Waco）的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攻讀碩士，隨後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獲得了鋼琴演奏音樂藝術博士學位。她還是達拉斯浸會大學藝術創業項目的創始人和教授，於2017年創立了達拉斯音樂發展學院（DIMA, Dallas Institute of Musical Advancement），擔任該學院執行董事。此外，她也是梅森和哈姆林鋼琴的藝術家，並擔任PianoDisc的代言人和錄音藝術家。
共產主義受害者的故事
最近，達科利加入了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VOC）的國家諮詢委員會，並作為VOC達拉斯委員會的創始大使，她成功說服德克薩斯州議會通過立法以紀念曾遭到共產主義政權迫害的受害者。因此，今年5月，德克薩斯州成為第四個確認11月7日為「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日」的州。
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左）與德克薩斯州代表湯姆‧奧利弗森（Tom Oliverson）。（由Victims of Communism 提供提供）對達科利來說，這個紀念日非常重要。令她擔憂的是，如今在年輕一代，社會主義正在變成一種風潮。達科利強調，研究一致表明，美國的高中生和大學生並不了解共產主義的歷史及其給數百萬人造成的苦難和傷害。
達科利說，她了解到中共政權不僅僅控制在中國境內的中國人，還控制大量在美國的中國人，「許多人不敢說話，因為他們有業務在中國。他們知道，中國（共）政府密切關注著每一步。我想知道（美國）政府是否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
「我很驚訝的發現，他們已經深入到這裡的核心社會，甚至在達拉斯。這就是為什麼在現在這個時刻，讓人們認識到共產主義政權在過去和現在的實質至關重要的原因。」
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和她的丈夫及三個孩子。（Elida Dakoli提供）這正是達科利成為VOC達拉斯委員會大使，並鼓勵像她這樣的人加入其中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她主張需要更多（機構）承認共產主義受害者日的原因。
達科利敦促：「讓我們將11月7日定為紀念為了言論和宗教自由而獻出生命的一億多人的日子。」「我們的目標是教育新一代人了解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歷史和遺產，以確保不會忘記在共產主義政權下受苦且仍在受苦的數百萬人。」
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講述了她在達拉斯浸會大學的故事，她是藝術創業項目的創始人和教授；(L)Wes Moore，大學美術學院院長。（由Elida Dakoli提供提供）請記住，社會主義是對共產主義的粉飾……他們想要控制，而達到這一目的的唯一方式就是對這一代人洗腦。不要上當！
原文：Pianist Persecuted in Communist Albania Warns Against Socialism in the US: 「Don’t Fall for It」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