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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聲」在基督教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高樓大廈林立之前，教堂的鐘樓往往是一地最高的建築，悠揚的鐘聲傳盪四方，承擔了報時、示警，以及提醒人們參加宗教活動的使命。
「暮鼓晨鐘」描述的是佛寺在早晨與傍晚用來報時的鐘、鼓聲。在中國古代的都城裡設有鐘樓和鼓樓，鐘、鼓聲在平時用來報時，遇有緊急狀況時則用來示警。清朝初期會在初更（晚上7時）擊鼓後敲鐘，隨即關閉城門。此後二更至四更（每一更為一個時辰，等於現代的2小時）中，每更敲鐘一次，直到五更（次日凌晨5時）再度擊鼓、敲鐘，打開城門。後來乾隆取消了二至四更的敲鐘報時，只保留前後以鐘、鼓聲告示城門開、合的制度。當末代皇帝溥儀於西元1924年遷出紫禁城後，鐘、鼓聲亦隨之消失，雖然在西元2001年北京重新恢復鳴鐘、擊鼓，卻是人事已非。
而煙火或燈光也是傳遞訊息的原始方式，古人會在邊境、地勢險峻處和交通要道，隔一段距離建造一座高臺，內置柴草，遇有緊急事故，守軍白天會用煙、夜晚用火，一站接一站地傳遞訊息。中國歷史故事中的「烽火戲諸侯」，以及古希臘荷馬史詩中描述「特洛伊戰爭」後，將戰勝消息傳回千里之外的希臘的方式，可知數千年前的古人已經建立了完整的「烽火」傳信系統。直到近代，印第安人仍保留了使用「煙火」的方式傳送訊息。
清朝末代皇帝溥儀於西元1924年遷出紫禁城後，鐘、鼓聲亦隨之消失。西元
2001 年北京重新恢復鳴鐘、擊鼓。圖為北京鐘樓裡的鐘。（Claudine Van Massenhove/Shutterstock）馬拉松與驛馬
讓希臘人傳訊方式名留千古的，還不是特洛伊的烽火，而是馬拉松的「長跑」。西元前490年，古希臘時代雅典與波斯之間發生「馬拉松戰役」，一位希臘士兵為了讓家鄉中等候消息的親友獲知戰勝捷報，從馬拉松平原一路跑回雅典。他在完成任務後倒地而死。後人在感念士兵鞠躬盡瘁的同時，不免會問：「為何不騎馬」？
但信差「跑步傳訊」或許是個正確的選擇。因為希臘多山，地形崎嶇加上當時林木雜生，馬兒經常為樹叢所阻，也容易失蹄打滑摔入山谷，騎馬的速度未必快，風險卻高。另一個關鍵因素是擔任信使的士兵原本就是個有名的長跑者，在此之前，雅典人曾派他去斯巴達求援，那次他跑了246公里，約是馬拉松的6倍，因此這次的距離對他應該只是「小菜一碟」。至於故事為何如此結局，只能歸結於命運之力了。
秦始皇在「統一六國」的同時，陸續修建從都城咸陽通往各國的馳道。這種交通系統類似現代高速公路的雛形，在後世歷代不斷的建設下，形成了完整的「郵驛」制度。驛有陸驛、水驛，在道路和水路邊，每隔一定距離設一驛站，備有驛卒、馬匹或船隻，以接力的方式運作，傳遞的速度則依訊息的急迫性而定，約可分為步、馬、急遞等方式。
根據《馬可波羅遊記》中的記載，元朝除了在所有通往各省的要道每隔25或30（mile）設一驛站外，即使無人居住或無路可通之處，也需設驛。（Shutterstock）唐朝有驛站1,639處、驛卒約2萬人，承平時節偶爾送送新鮮荔枝，遇有緊急事故，可迅速傳遞軍情，例如在後來的「安史之亂」中，自安祿山起兵造反起，只經過6日，遠隔3千里的京城即已獲悉此事。南宋高宗以12道金牌將岳飛從前線召回臨安，傳送金牌的即是日行5百里的急遞。
蒙古帝國橫亙歐亞大陸數千里，雖有完備的郵驛制度，但在疆域最為遼闊之際，即使馬不停蹄地日夜接力，也需耗費1年的時間才能在帝國最遠的兩端傳送訊息。蒙古帝國分治後，在中土的元朝境內，驛站數略少於唐朝。根據《馬可波羅遊記》中的記載，元朝除了在所有通往各省的要道每隔25或30哩（mile）設一驛站外，即使無人居住或無路可通之處，也需設驛。驛站內可供住宿，站外養馬備用。當時元朝的驛馬約有30萬匹。
古代的新聞傳播
古代還有一種騎馬傳遞訊息的方式，並非送到目的地給某個特定的人或機關，而是將訊息散播給沿途偶遇的官兵、百姓等不特定人。「牌報」是寫在木板上的訊息，「旗報」又稱為「露布」，類似現代的橫幅或直條旗，都由專人騎馬扛著，沿路展示公告。「揭帖」則是印寫著消息、可供散發的紙片，類似現代的「傳單」。（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