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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孩子學習 芬蘭教育的成功之道

芬蘭學校需要教師的高度專業;注重在教學上,並建立了獨一無二的進步導向教學評量文化。(Shutterstock)
芬蘭學校需要教師的高度專業;注重在教學上,並建立了獨一無二的進步導向教學評量文化。(Shutterstock)

文/Pasi Sahlberg.(帕思.薩爾博格) 譯者:林曉欽、楊詠翔
芬蘭整體的成功大多來自與眾不同的勇氣。當其他國家追求個人成就時,芬蘭追求的是共好和均等,近期的例子則是芬蘭如何因應迫使學校關閉,人民也必須待在家中的全球疫情。

大多數的芬蘭人都接納了來自衛生機關和政府的建議,照顧自己外,也看顧他人;伴隨巨大的經濟損失和個人犧牲,芬蘭人仍採取了必要措施,讓國家免於澈底崩毀。芬蘭人以前就這樣做過了,而且他們了解挺過危機的最佳方式,就是信任彼此並追求共好。

和大多數國家相比,芬蘭人對教師和教學的看法也截然不同。在許多國家中,隨便什麼人都能成為教師,但芬蘭學校需要教師的高度專業;其他國家投注巨資發展教育數據管理系統時,芬蘭人則是注重在教學上,並建立了獨一無二的進步導向教學評量文化。

1990年代初期,當大多數的公家機構與行政組織,正在經歷澈底的去中央化時,芬蘭教改專注於培養教育者的專業責任,並且鼓勵各校和教師之間見賢思齊,而不是採用任何科層體系、由上到下的績效責任制政策,因此,抽樣調查、主題式課程評量、反思性的自我評鑑、強調創意的學習模式,創造了芬蘭教育體系內部互信與彼此尊重的文化。

如前所述,在後期中等教育結束前,芬蘭教育體系並不會實施任何外部高風險測驗;芬蘭也不會評鑑教師,只會運用十分寬鬆的外部教學標準來指導學校,這樣的政策讓教師能夠專注於個人化教學,而無須應付標準化的學習成果、頻繁的考試以及汲汲營營追求學校排名。

1990年代中期,曾有政策制訂者預言,芬蘭將轉向採取許多歐洲國家流行的績效責任制度,但這番言論問世的十年後,芬蘭的教育政策發展,甚至從來沒有提到測驗導向的績效責任制度(Laukkanen, 2008)。其他北歐國家則採取了類似全球教育改革運動的政策,不僅與他們的東鄰芬蘭漸行漸遠,也脫離北歐傳統的信任文化和鼓勵合作的學校氛圍。

解釋某個國家或學校的教育政策如何取得成功向來不易,人們總說芬蘭具備準備萬全的教師、遵循教學法理念設計的課程、優質的校長領導、多元包容的全國教育體系、強調特殊教育的需求等特質,這些特質雖然彼此獨立,卻共同創造了芬蘭高水準的教育表現(Hautamäki et al., 2008、Kasvio, 2011、Matti, 2009、Rautopuro & Juuti, 2018、Simola, 2015、Välijärvi et al., 2007)。

批評者認為,因為芬蘭是個族群單一的小國,不像其他國家一樣組成複雜,所以在教育上能擁有較好的表現,也有人覺得極低的兒童貧窮率和凝聚力較佳的社會,能夠解釋芬蘭學生優質的教育成就。

但我認為,是因為芬蘭讓「學校」成為真正教育及照顧學童的所在,教師才能專注於對所有孩童成長和幸福最重要的事情上,而這也是他們最擅長的,那就是幫助孩子學習,芬蘭教師不會因頻繁的測驗、與他校競爭、滿足上級要求與目標等事項感到苦惱。

從1990年代起,芬蘭教育當局便開始系統性鼓勵各校發展獨特的學習理念,以及符合學習理論與行動的教學法,並打造能夠滿足所有學生需求的教育環境,這一切就是為什麼芬蘭所有學校的學生,都能夠獲得成功的原因。

芬蘭是一塊遍布非政府組織的國度,共有13萬5千個立案的團體或社團,其中7萬個相當活躍,會員人數總計有1,500萬人,每個芬蘭人平均參與三個協會或社團。

芬蘭年輕人也積極參與體育活動或青年協會,這些組織通常都具有相當明確的教育目標與原則,年輕人參與這類活動時,可以從中學習社交技巧、問題解決、領導力等。芬蘭人普遍認為,這些協會、單位對正式學校教育提供了相當正面的附加價值。

芬蘭教改專注於培養教育者的專業責任,並且鼓勵各校和教師之間見賢思齊,而不是採用任何科層體系、由上到下的績效責任制政策。(123RF)芬蘭教改專注於培養教育者的專業責任,並且鼓勵各校和教師之間見賢思齊,而不是採用任何科層體系、由上到下的績效責任制政策。(123RF)

芬蘭改善所有學生學習的方法,和其他許多國家採用的都截然不同,包括:

一、確保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機會,能夠接受良好的公立教育。

二、強化教師的專業與信任。

三、讓教師和校長參與教育的各種面向,包括計畫、實施、評鑑、課程、評量、政策等。

四、促進學校、非政府組織、當地社群之間的合作,以發展社群導向的教育改革。

本書的重點之一,便是教育一旦陷入競爭導向的氛圍,就會讓學校落在艱困的教育環境中。未來之道需要面對教育的勇氣和全新思維,英格蘭、北美以及世界各地公部門現行的績效責任制文化會威脅學校,讓社群無法建立社會資本,而且只會破壞信任,並不會促進信任(Sahlberg & Walker, 2021)。

如同歐尼爾(O’Neill, 2002)所觀察,績效責任制只會引起「猜忌危機」,讓教師和校長不再受到信任。雖然追求校務治理的透明與績效責任制,可以讓家長與政治人物得到更多資訊,但也同樣帶來猜忌和士氣低落,甚至讓教育專業陷入相互質疑的犬儒心態。

——摘編自《芬蘭教改之道:如何打造全球教育典範》,(商周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