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5日在渥太華去世的加拿大資深政治家、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既有東方人的俠客精神,也有西方人的騎士風範,他以對人權事業的奉獻而聞名,對中國人情深意重,屢屢在關鍵時刻出手相助,為兩岸三地的民主和人權發聲。他對中共政府活摘器官罪行堅持不懈的調查和揭露,更為他贏得了世界級的聲譽。
2006年,喬高與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通過獨立調查,證實了中共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並稱之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隨後出版了《血腥的活摘器官》(Bloody Harvest)一書。喬高和麥塔斯也因獨立調查中共的活摘惡行,而榮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喬高和麥塔斯在十多年內訪問了五十多個國家,聯合多國議員陸續在各國推動相關立法,制止濫用器官移植的國際犯罪問題。2010年1月,國際人權協會(IGFM)瑞士分部給大衛·喬高和麥塔斯頒發年度人權獎,推崇他們為調查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及良心犯器官所付出的努力。2021年12月,喬高獲得「加拿大支援迫切需要幫助難民組織」(CSRDN)頒發的「2021年度全球人道主義領袖獎」。
在很多人眼中,喬高是個了不起的政治家、人權鬥士。然而,熟悉他的人回想起他時,只感到他是一位慈父、一位摯友、一位紳士,一個心地善良的好人。一位曾被中共迫害過的華人女作家是這樣追憶喬高先生的:「他與每一個人在一起的時候,都會讓那個人感覺到自己的重要和了不起。他熱情溫和的笑容,永遠都感染著他人。」
驅邪兩門神
說起大衛·喬高,自然會想起另一個大衛,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他們兩人的名字經常同時出現。大衛·麥塔斯是一位屢獲殊榮的加拿大人權律師,也是加拿大勛章獲得者,他是總部位於多倫多的國際人權與民主發展中心的董事會成員。
兩位大衛因為調查和揭露中共罪惡的活摘器官罪行,而結成了多年默契的搭檔。兩人在眾多人權問題上有著高度共識和關注,他們都毫無保留的堅持原則,嫉惡如仇,如同兩尊守衛人權大門,驅邪除惡的門神。因為迫害人權而臭名昭著的中共政府,對這兩位大衛既恨且怕。
喬高去世後,麥塔斯曾專門出文紀念他這位志同道合的搭檔。在麥塔斯的心目中,喬高為人友善,性格活潑外向,喜歡結交朋友。
1960年初,喬高和麥塔斯兩人差不多同時從加拿大的曼尼托巴大學(UFM)本科畢業,兩人都曾熱身投入校園學生事務。畢業後,兩人又都在渥太華工作,1960年末又都赴巴黎工作、生活和學習。麥塔斯是喬高1974年在埃德蒙頓的婚禮賓客,那時喬高還在埃德蒙頓擔任檢察官。
2006年3月起,兩人受一家國際非政府機構(NGO)邀請共同調查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取暴利的罪行。同年6月,兩人合作的首個調查報告公布,指出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取暴利鐵證如山。國際調查報告出來後不到半年,中共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推翻自己此前所說,被迫承認中國摘取死刑犯器官。
在2012年3月,時任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再次承認,中國器官移植緊缺,缺乏公民自願捐獻,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
大衛戰紅魔
紀錄片《活摘》(Human Harvest),又名《大衛戰紅魔》(Davids and Goliath),把兩位大衛多年對中共活摘器官的調查,以影片的形式給以了呈現。該片獲得第74屆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也就是「皮博迪」大獎,這個獎項是全球廣播電視界歷史最悠久、最權威的獎項之一,被視為廣播電視界的普利茲新聞獎。
2006年3月,證人安妮無懼生命威脅,在海外曝光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安妮的前夫是瀋陽的醫生,曾活體摘取約二千名法輪功學員的眼角膜。安妮自述她還為此遭遇追殺,受過刀傷。
兩位加拿大的「大衛」,受邀對這一駭人聽聞的罪惡做了非常專業嚴謹的調查核實。該年7月6日,他們發布聯合報告,確認了對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促使「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全面曝光,全球震驚。
喬高明言,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已經延伸到其他社會階層。他在生前也一直關注曾為法輪功公開辯護的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失蹤事件。
喬高生前一再呼籲「在西方民主國家的人們應該與中國人民一起,為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法制、平等、負責的政府和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環境而努力。」
根據喬高等人的調查報告顯示,每年中國有6萬到10萬人因器官被殺。每天在中國就有至少250人因器官被殺害。
經過十多年的揭露,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和其他良心犯的活摘器官罪行,已在全世界遭到曝光。
喬高曾誓言,他永遠都不會放棄戰鬥。他做到了。
俠骨柔情 不拘門派
喬高具有堅韌、獨立、自主的性格,他對原則的堅持毫無保留,他從來就不是一個見風使舵、隨波逐流的政客。但他卓爾不群的品格反而讓他屢屢成功連任國會議員,喬高從1979年到2006年連續27年當了八屆國會議員。登上了一般政客難以企及的政治標竿。
喬高在從政期間,作為一個國際人權支持者享譽全球。他不拘門派,獨立敢言,不怕挑戰同事和權威,為此他曾經兩次因政見分歧公開退出執政黨。
喬高從2005年起擔任國會獨立議員,直到2006年從政界退休。喬高退出政壇時是當時最資深的國會議員。
喬高的政治生涯無疑是輝煌成功的,但他一生中的高光時刻,卻是在退出政壇以後實現的。他為人權事業奔走,尤其是在關注中國人權方面的傑出貢獻,更彰顯了他高尚的人格。
仗義一生 至死不渝
直到去世前的最後幾天,喬高還一直在與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同事保持聯繫。
喬高的妻子蘿拉(Laura Scott Kilgour)說,他臨終前依然惦記著人權事業,與國際友人保持緊密互動。儘管過去兩年期間他的健康情況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積極參與各種人權民主活動,例如去年他幾乎參加了每一場關於支持維吾爾人的活動,並抗議北京舉辦冬奧會。他也多次發表文章,呼籲渥太華支援臺灣加入國際組織,並讚揚臺灣的防疫成就。他還關注烏克蘭人民的處境,發表文章批評普京。
喬高的離世勾起了很多友人對他的懷念。他留下的精神和榜樣,會一直提醒人們在冷漠和同理心、虛偽和誠實、屈服和堅韌、明哲保身和行善積德之間,做出正確的選擇。
和喬高一起攜手16年調查和揭露中共活摘罪行的麥塔斯表示,喬高的靈魂仍會為這個星球上還在發生的暴行和罪惡而痛苦、憤怒,惡人還會不斷挑戰他的耐心和底線,他的心仍會永遠站在受害者一邊,會永遠為他們牽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