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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皇朝，由元世祖忽必烈締建，是中國史上首個疆域橫跨歐、亞的皇朝。
《元世祖出獵圖》（局部）元劉貫道畫。（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忽必烈早年奉蒙哥汗之命，主管漠南漢地。期間斷事官牙魯瓦赤和不只兒等人在追繳欠款時，曾在一天殺了28個人。忽必烈斥責他們：「凡是犯下死罪，必須詳加調查之後，才能執行死刑。像現在一天就殺28個人，一定會有人死於無辜。既然都處以杖刑，還要斬殺，那是什麼刑法？」當時，不只兒聽後驚訝不已，不知如何應答。
忽必烈早年奉蒙哥汗之命，主管漠南漢地。（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人命至重 寬仁以待
西元1260年，忽必烈繼承汗位，革新刑法，將生殺大權全部收歸到汗廷，各地諸侯長官不能擅自殺罰。
忽必烈說：「人命至重，悔將何及，朕實哀矜。」人的生命很貴重，一旦處決後悔都來不及，朕實在哀憐他們。忽必烈也曾說過：「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對再三，果實而後罪之。」凡是犯罪的人，必須再三查證，果然證據確鑿，才能懲罰他。
忽必烈即位初，考慮到應如何執法，才能維繫草原文化和中原文明。這時出現三種不同觀點的建議。
第一部分是蒙古貴族，他們習慣按照草原傳統的習慣法，處理自己所轄領地的罪行和民事糾紛，不願意按照漢地統一的律法懲治罪犯。
第二部分是漢人儒士，他們崇尚儒家倫理道德，習慣按儒家的道德理念審理罪犯，而不是依據法治。
第三部分是金國遺臣，他們主張用金國的嚴刑酷法懲罰罪犯，不看重道德的約束力。
這三種觀點，忽必烈都沒有採用，而是選擇「德治」為主，「法治」為輔。忽必烈一朝制定的法律，是面對全民，從皇親國戚到普通百姓，以維護整體的王朝秩序為主。
唐太宗時期禁止鞭打背部的規定，以免受刑者五臟受損。
忽必烈曾對近臣說：「當朕憤怒的時候，命你去殺有罪的人。你千萬不要去殺，必須延遲一、二天，再來上奏。這番話，古代的仁君也講過，從來都不過時。」（語出《元史．刑法志》）
止獄卒的酷虐，提審犯人時，官員必須以誠相待。被關押的罪犯，如果沒有親屬，或者親屬貧窮，獄方要每天給犯人一升倉米；三升的糧穀中，可以有一升是有養胃作用的小米，以護養有疾病的犯人。
每年冬天，對那些沒有親屬的犯人，獄方要提供羊皮襖、褲襪，還要提供柴草，為犯人暖炕、暖爐。對於流放的囚犯，官方要每天供米一升，如果患病，要隨時派出醫員為其診治。那些不幸蒙冤的人，一旦被平反後，官方要為其提供補償。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下令設立「登聞鼓」制，含冤的百姓，不管是哪一階層，都可以敲擊大鼓，直接上訴冤情。這項制度有利於民情上達，監督官僚。
根據規定，還減輕了笞、杖二刑的次數，把十改為七，比如五十杖刑減為四十七次。由於擔心犯人會在杖刑時，死於粗壯的杖棍之下，於是修改了杖棍的寬度。如果犯人年滿七十，或者殘疾，或者罹患嚴重疾病，都不准使用杖刑。（《元史．刑法一》）
元朝對待犯人過於寬仁，也曾引起大臣反彈。皇慶二年四月，有官員上奏，朝廷為了行善事，每逢發生天災，都會釋放囚犯。釋放那些有罪的壞人，會使那些被害的人，冤氣無處申告，反而會傷了和氣。其後聖旨下達，為了警醒罪犯，以後犯人都要由官府詳加審訊，不能再輕易釋放，以免壞了朝綱法度，那些犯人習慣了，以後也就不怕法治了。（《元典章刑制典章三十九》刑部卷之一）
史冊一頁的元朝風采
元人葉子奇在《草木子》中說到，自從元世祖忽必烈統一天下，天下太平六、七十年。元朝刑罰寬仁，賦稅輕薄，子民生有所養，死有所葬，即使旅行萬里，也像住宿在自己家一樣，真是太平盛世。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綱目。（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紀文．上大司農陳素庵書》中講， 自唐朝以來，江南百姓殷實富足。宋朝時期，一畝田徵稅一斗；元朝時，一畝田徵稅不過三升（十升為一斗）。所以元朝中統、至元年間，吳中一代盛富名聞天下。到明朝初年，一畝田徵稅八斗。所以，談遷認為吳中百姓在元朝時最高興，在明朝時最困窘。
從這些史料可以看出，元朝待民寬仁，對犯人實行輕刑輕罰，取利於民也是最低賦稅。
筆者並不否認元朝存在弊政，不過單就刑罰和賦稅方面來說，元朝的寬仁，超出世人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