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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後期，日本詩人國木田獨步說：「如果說少年的歡樂是詩，那麼，少年的悲哀也是詩；如果說蘊藏在大自然心中的歡樂是應該歌唱，那麼，向大自然之心私語的悲哀，也是應該歌唱的了。」
我的少年時期正值上世紀50年代，生活平淡無憂無慮，沒有學業重負，更談不上悲哀，卻充滿嬉笑與歌聲。那時小學校每禮拜都有專門唱歌的音樂課，至今回想依然歷歷在目。
教我們唱歌的女老師姓章，約四十歲上下，稍有些胖。章老師戴一副金絲邊眼鏡，記憶中從未見她對學生高聲說話，大家都能感受到她的親切溫和。音樂課上，我們學簡單的樂理知識和五線譜，也學唱許多歌曲，包括少量世界名曲。
有些歌唱過後也就忘了，有些歌聲雖未全忘，但也沒有興趣再回想，有些歌卻令人一輩子忘不了。還有的歌忘不了，是因為與少年時的往事連在一起。好像是四年級的時候，章老師教過一曲《熱血》，是上世紀30年代電影《夜半歌聲》插曲，旋律激昂、雄壯：
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
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個的歐洲。
我們為著博愛、平等、自由，
願付任何的代價，甚至我們的頭顱……
學期結束的時候，音樂課照例每人有一個得分成績，這個得分的依據，是在當學期學過的歌曲裡，自由選擇一曲，站在章老師的琴旁面向大家演唱，由章老師伴奏，這等於每人獲得一次單獨登臺演唱的機會。那個學期的期末，全班男生先後輪到登臺時，都不約而同的選了《熱血》。
記憶中，女生選擇的是一支牧歌。曲名早忘了，不是文革後電影《少林寺》中的「牧羊曲」。那牧歌有淡淡的敘事式抒情，只依稀記得歌詞大意，是說黃昏後放學回家，領著羊兒到山坡，「羊兒吃草我唱歌」。這樣一幅悠閒寧靜、田園詩般的畫面，與現今學童「不許輸在起跑線上」的艱難重負，真是天壤之別。
不過當年女生中，有兩人出乎意料的選擇了《熱血》，好像有點離經叛道。我對年少時音樂課的這段往事記憶猶新，是因為其中一名女生與我是鄰居，她姓宋。她家離我們家大約僅五十公尺左右，她與同班女生下午跳橡皮筋，常常就在我們家門口。
忘了是在三年級或四年級，一次母親到學校，正當我們課後在操場，我一眼看見母親拔腿就溜，繼而躲在牆角偷偷觀望。此時宋同學迎上去，陪母親到老師辦公室，這令我心裡暗存幾分感激。我至今未忘那首《熱血》，是因為《熱血》與年少時的生活經歷連在一起。
一些與我同時代的人，尤其自稱「青春無悔」的老三屆，常津津樂道於歌曲《讓我們盪起雙槳》。《讓我們盪起雙槳》於1955年出籠，我們跟著老師機械的學唱，談不上心馳神往的愉悅。
中年後漸漸明白，1955年的前一年，「胡風集團」遭遇大規模圍剿，兩年後是震驚全國的「整風反右」，從此知識分子齊刷刷的跪了下來。「讓我們盪起雙槳，小船兒推開波浪。水面倒映著美麗的白塔，四周環繞著綠樹紅牆」，聽起來有畫面感，音樂形象帶有明確的粉飾。對於無數知識分子在1957年遭受的滅頂之災，《盪起雙槳》的最大功能就是掩蓋。
我雖是學唱《盪起雙槳》的第一代學生，但隨著世事變遷，我對《盪起雙槳》的厭惡感與日俱增。「美麗的白塔」與「綠樹紅牆」，描述的是北海公園，其實只屬於紅二代。而今還有多少人知道，北京高校不少年輕的右派學生，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來到「美麗的白塔」邊沉湖自歿。
對多數城市少年來說，「盪起雙槳」只是春遊或秋遊時才有的一次體驗。對農村與山區少年而言，對於河南、安徽、四川、廣西……的廣大農村少年而言，「盪起雙槳」與「白塔紅牆」更是遙遠的夢。知道在那個年代裡，究竟有多少衣不遮體的少年，是活活餓死的嗎？
《盪起雙槳》的最後一段：「我問你親愛的夥伴，誰給我們安排下，幸福的生活？」這更是對極權惡黨露骨的阿諛逢迎。所謂「親愛的夥伴」，明明白白指的是太子黨，對廣大苦難中的少年而言，這是不折不扣的巨大欺騙。曾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少年，以為自己也在「親愛的夥伴」之列，每唱《盪起雙槳》如同阿Q那樣的飄飄然，實在是自作多情。專為太子黨們「安排幸福的生活」者，是誰？
近中年時，聽臺灣羅大佑的《童年》，才讓我真正產生如癡如醉的親切感。《童年》中抒發的情懷，彷彿就有我自己的影子：
……
黑板上老師的粉筆，
還在拚命嘰嘰喳喳寫個不停。
等待著下課，等待著放學，
等待遊戲的童年。
……
總是要等到睡覺前，
才知道功課只做了一點點；
總是要等到考試後，
才知道該念的書都沒有念。
這分明就是我的「童年」，無需「美麗的白塔」，無需「綠樹紅牆」，更不用「推開波浪」，我喜歡的是《童年》表達的那種懵懂、稚氣與真實：
……
隔壁班的那個女孩，
怎麼還沒經過我的窗前？
……
沒有人能夠告訴我，
山裡面有沒有住著神仙。
其實在我年少時，也有一支歌可與《童年》媲美，這就是章老師教的《我們的田野》。多少年過去了，至今每回想起遙遠的少年時代，耳邊就響起《我們的田野》。（下週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