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大上,習近平大力提拔軍工官僚,在二十屆中央委員會中,具有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核工業技術專長的官員有81名,占比近40%,在十九屆中委中,這一比例不到18%。
40年前,鄧小平拋棄意識形態之爭,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旗幟下,一批具有市場意識的實用主義官僚得到重用。40年後,習近平要求官員要「敢於鬥爭,學會鬥爭本領」,「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表述,已經從二十大報告中消失,很多觀察人士認為,這是向毛時代的一個大倒退。
美中科技競爭西方研究者在研究中共高層政治時,習慣於將中共官員劃分成「政治官僚」(bureaucrat)與「技術官僚」(technocrat),「政治官僚」屬於「革命老幹部」,多來自農村或軍隊,但難以滿足現代化的專業需求。
中共建政後,雖然有少數科技人員被黨政部門吸收,但難以進入中高層,這一狀況直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之後才有所改變,「革命老幹部」逐漸被具有科學和管理專業的技術官僚所取代。
在江澤民、朱鎔基時期,中共高層官員以水利、電機等工程出身的人居多,胡錦濤時代官員多具有社會學、政治學、法學文科背景。
但在習近平的第三任期,具有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核工業技術專長的中委官員有81名,占比近40%,在十九屆中委中,這一比例不到18%。24位政治局委員中,具有科技背景的官員人數由2人增至8人。與江胡時代的不同之處還有,這些官員得到了火速提拔、缺乏政治歷練。
比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馬興瑞曾任航天科技集團總裁,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曾任航天科技集團副總裁,湖南省委書記張慶偉曾任中國商用飛機董事長,中央政治局委員、本月28日起不再兼任遼寧書記的張國清曾是北方工業公司總裁,原北京市長、新上任的上海黨委書記陳吉寧是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環境分析博士,曾任清華大學校長。
習近平重用技術官僚,西方媒體一般解讀為,習近平欲幫助中國擺脫西方技術封鎖。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對大紀元表示,「中共可能一直在希望跟美國進行科技競爭,或者希望在技術上超越美國,這個肯定是它的一個國策。從當年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時候,中共就有這個目標。」
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悉尼科技大學教授馮崇義告訴大紀元,共產主義運動裡頭比較長的一個傳統,就是他們自己掌握政權後,需要有一些技術人才,幫他們去趕超西方國家,特別是核武器、航天方面,做很大投入。不管是蘇聯、東歐還是中國都一樣。
「中國(中共)50年代就開始辦哈爾濱軍事工業大學,當時很多紅色子女、高幹子弟都派到那裡去,他們一直重視軍工和工業方面的培養,包括他們後來到80年代,中國開始走到改革開放之後,用的很多技術官僚,好多人是清華背景,而不是北大文科的背景,他們不從文科聘用人才。」
馮崇義說,「毛時期在幹部用人建設上,完全把政治忠誠放在第一位。到了鄧小平,他提出一個新口號,就是除了革命化之外,還提出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這些都屬於這個技術官僚這個範疇。」
「習近平現在是70歲的人了,他上台是無功受祿,沒有政績,他急於『建功立業』。所以他用技術官僚去的一些know how(專門技術),想動員現有的資源,要做一個拼搏,但是這種拼搏,是一個自殺性的,核心技術不在中共手上。他用這些人有一些是從自己培養的,有一些是留洋回來,但是他們(的知識)早就陳舊不堪了。你看俄烏戰就看出來,和西方相比已遠遠低於不止一個級別。那麼他用自己的這些軍工技術人員,哪怕全面動員起來,力量相當有限,但是最可怕的事情,權力使人失去判斷,他有可能做這種就是冒險,給世界,也給中國帶來災難。」
清除異己習近平重用軍工官僚,還有另一種說法。《紅色賭盤》作者沈棟在推特上表示,習近平曾給中組部長陳希(2013年進中組部)說了選拔幹部的兩個標準:一個是不屬於某個派系(團派、江派),一個是沒有貪污。
沈棟說,許多大學的校長被授予高級職位,包括新任命的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他曾是清華大學校長。沈棟認為與陳希有很大關係,陳希之前一直在教育部門工作,這些任命符合習近平的指示。技術專家進入習的視野,因為他們缺乏政治派別色彩,軍事機構級別只是副部級,他們只是職能人員,受教育程度較高,腐敗程度較低,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高級任命來自教育/科學部門。然後,美國的制裁促使習近平強調科學發展,但是這些任命早在十年前就開始了。
馮崇義表示,習近平講的不用有派系的官員,其實是用他自己的派系,排斥其他派系,但有一些人派系不明顯的,他會懷疑著用。至於說不貪污,這更是胡說八道,無官不貪,這是專制政權的標配。
「習近平現在是往極權主義復辟,走回頭路,習近平的真正用人標準,就是用又回到政治忠誠,不僅僅是政治忠誠,而是對個人的忠誠。特別這些常委,都是他原來的手下,或者江湖上說的馬仔。」
謝田認為,「我認為這次習近平,選擇了這樣一個中央政治局和常委(的班底),不一定是從技術官僚這個角度出發,實際上是為了維護習近平的政權、他個人的領導地位,完全是從政治的角度,從維護共產黨的政權的角度,去選拔這些人的。
「中共實際上有這個傳統,技術官僚被認為是比較容易管理,比較聽話、順從。比方說前幾屆政治局裡邊有一個清華幫,清華以前有一個口號是刻苦學習。它培養的一些理工科類科技人員,不那麼關注自由、民主、人權,只是想做共產黨統治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北大畢業的就不一樣了,北大人可能更關注於自由和人權。」
「洋務派」與「軍工派」自從入世以來,中國有大批熟悉美國和世界事務的技術官僚出現,他們具有經濟學、管理學、歷史和哲學等文科背景,這些學科在歷史上被批判為「資產階級」學說。
二十大之後,與軍工派的崛起相反,具有經濟學、哲學文科背景、被認為支持改革開放的「團派」被團滅,李克強和王岐山,以及持自由市場立場而聞名的人如財政官員劉鶴、易綱和郭樹清,紛紛離職。
同時,習近平還在中國各大學成立馬克思主義學院,並清理西方教材,似乎習近平正在復辟毛時代的政治生態。
馮崇義說,「中共認為馬列主義這個東西,已經占到最高的地位,不需要去學習西方的人文科學或者政治理論,中共需要的知識,只是西方的理工技術,這是一以貫之的政策。只不過說,現在已經在用人方面,在政治高層把它突出出來。
「80年代開始公派留學生,幾乎清一色都是理工科的,文科的人少之又少。我當年是拿中英友好獎學金留英,是全國第一批,後來有六四,變成最後一批了。一共32個人,只有2個是文科的,一個是我,我從南開出來是學歷史,還有一個是人民大學學發展經濟學的,其餘全部都是理工科的,工科最多。」
謝田表示,「實際上中共團派裡邊,有很多是所謂的洋務派,就是比較主張親美,對外保持開放,但這一批人實際上這次(20大)被徹底擊垮,連胡錦濤都被當眾羞辱,這些人都起不到什麼作用,談不上真正的派別。中國現在只有一個派別,就是親習派或者習的黨羽派,或者就是中共的頑固派。
「他(習)是加強與美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抗,希望把中共意識形態、什麼人類共同體推廣到全世界,實際上是一個中共知道自己即將滅亡,知道自己被全世界圍剿、被技術封鎖,反過來乾脆就以攻為守,全面出擊,通過它已經有的這些金錢外交,或者腐敗、壟斷這些方式,通過一帶一路,來向全世界發起進攻。」
科技自力更生在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說要「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集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
一大批被提拔的專家,大部分都受過高等教育,擁有豐富的研究或行業經驗,許多人都擁有研究生或博士學位,曾在海外學習,並管理過大學或跨國公司。在美國技術封鎖的情況下,習近平似乎把科技自立自強的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
謝田表示,習近平實際上很崇拜毛澤東時代的舉國體制、閉關鎖國的這種策略。但技術發展首先需要有基礎科學作為基礎,還需要有一個非常自由、開放、包容的創新環境,而中國共產黨嚴格控制社會,連基本信息都不通暢,更沒有這種開放和自由環境。所以中國實際上在基礎科學領域,除了數學和統計,有些中國人腦瓜比較好使之外,其它領域幾乎沒有世界領先的。
謝田說,「技術領域,中情局的那些報告,說什麼中國在半導體、量子信息、生物技術、綠色能源,都有什麼長足進展,我看並不是這樣。
「半導體技術最先進的芯片生產,中國大概只在35、65納米上面有自己的能力製造,還都是西方給的,最新的芯片已經到7納米,到3納米、2納米,差距很遠,中共在國際封鎖之下,很難突破。
「至於量子科學,基本上就是中共的一個騙局,實際上全是在玩虛的,就是吹牛,國家級吹牛,什麼都沒有。真正的量子計算機是美國,只有兩家公司在做,谷歌和IBM有這個真正的突破,中國根本沒有這個突破。
「生物技術實際上我們也看到,從病毒研究到基因工程改造,完全是從歐美吸收來的科學家,到中國去兼職,把中國帶起來了,但實際上真正的硬體設施都在美國。綠色能源,我看不出綠色能源有什麼太多技術上的突破,中國就是把整個太陽電池板市場給搞亂了。」
馮崇義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在全球,它本身沒有創造力,專制制度對各方面的創新,都打壓壓制。蘇聯當年有一些航天、核武器尖端技術起來,其實都是跟西方學來或偷過來的。中共更加明顯,是蘇聯從西方那裡學到技術,轉手給了中共。所以它(共產主義國家)一直依賴西方先進技術,才能夠發展軍事、發展經濟,這種依賴性是制度性、結構性的,如果離開了西方民主世界的先進技術,就會越來越落後。
「毛時代為什麼技術差距那麼大?(原因是)整個30年的技術封鎖、閉關鎖國。中國從80年代以來有一些發展,經濟上有華僑的支持,後來是歐美直接掛鉤,把很多技術轉讓過來,(中共)以這個市場換技術,所以他才有機會發展。
「如果他(習)現在倒行逆施,重新關國門,那意味著整個中國的技術,跟西方的距離會急劇地拉大,但是受苦受難的不僅僅是中共,還有所有中國人。
「那種落後狀況是非常可怕的一種摧殘,就是從摧殘中國人的心智、民族的智力到科技水平,對民族來講,是一個自殺的行為。但對它們(中共來説)不可能贏,因為現代科技是發展得越來越快。
「其實這個政策他(習)也不可能真正推行到底,你看他還在分化西方,特別是和歐洲、德國拉得非常緊。這個政策沒有改變,他還是要用市場去換技術,包括最近芯片問題。記得在APEC會議上,他(習)特別去見幾個台積電的老闆。這都是他的戰略,他不可能真正地去閉關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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