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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利除弊 為民解除痛苦
明宣宗宣德五年（西元1430年），明廷設立巡撫。宣宗親點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謙從七品升至三品，這是對于謙的極大信任。于謙也不負眾望，足跡遍歷所部，視察政事的利弊興革，一年之間，連續數次上疏，興利除弊。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也都極看重于謙，對于謙的論奏朝上夕准，使于謙盡展所長，作出很大的成績。
于謙不同於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總是千方百計的為民解除痛苦。他創行平糶條例、義倉、平準倉、惠民藥局，無償貸給貧民大量糧食，加築黃河堤岸，允許百姓到巡撫衙門申訴冤枉。為了加強邊防，他奏請遠在邊塞之外大同，另設御史管理。將被軍官霸占的官府空閒土地收回，改作屯田，以資邊用。
當國家之多難 保社稷以無虞
明英宗正統十三年（西元1448年），明朝邊防日益吃緊，兵部事務日加繁忙，于謙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正統十四年，蒙古瓦剌軍席捲南下，結果土木堡一戰，明朝50萬大軍全軍覆沒，明英宗做了階下囚。消息傳到京城，徐珵（徐有貞）主張向南遷都避敵。危急關頭，于謙挺身而出，敵方挾持英宗，攻破紫荊關直入，進窺京師。石亨建議收兵固守使敵兵疲累衰竭。于謙義正詞嚴的說：「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于謙面對強敵，毫無所懼，指揮若定，有勇有謀，帶領22萬大軍與敵軍激戰五晝夜，終於打敗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轉危為安。
明廷獲勝後，論功行賞，于謙功勞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仍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石亨則被封為武清侯，其餘文臣武將也有升賞。面對封賞，于謙卻誠心辭讓，他說：「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個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國家的安危。他把勝利歸功於將士們。
于謙對也先的誘降、脅和、反間等種種陰謀詭計，一一予以擊破，捍衛明朝。瓦剌軍則因屢次失敗，厭戰情緒日益滋長，也先與脫脫不花、阿剌知院之間也因分贓不均而導致原有的矛盾不斷加深。也先見明朝無機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西元1450年），阿剌遣使者來議和，表示也先願歸還皇上議和。不久，英宗終於被接回北京。
一腔熱血 竟灑何地
于謙性格非常剛直，輕視諸選耎大臣、勛舊貴戚，因此遭到這些尸位素餐者的反對。當時，徐有貞因倡議南遷受到于謙的斥責，始終痛恨于謙。總兵官石亨功勞不如于謙，卻被封侯，因而內心有愧，便上疏舉薦于謙長子于冕，遭到于謙的痛斥：「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僥幸，決不敢以子濫功。」石亨面對于謙的正氣批評，不思愧侮，反而痛恨起于謙來。
同時，石亨掌京營兵，屢欲興風作浪，卻因于謙而不能得逞，對于謙痛恨之情與日俱增。群小很快勾結在一起，日夜籌謀算計于謙。
奪門之變 含冤而死
明景帝景泰八年（西元1457年）正月，石亨、徐有貞等人發動奪門之變，擁英宗復位，即日於朝班中逮捕于謙和王文，並以「意欲」迎立外藩為帝的罪名附會成獄，誣判二人謀逆，處以極刑。法司對二人嚴刑拷打，王文極力進行辯解，于謙卻笑道：「亨等意耳，辯何益？」當案件提交給英宗時，英宗尚感猶豫，說：「于謙實有功。」徐有貞馬上說：「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
二十二日，于謙、王文同日被殺。在籍沒于謙家產時，未發現他家中有什麼值錢物，只有正室關鎖甚固。打開看時，裡面除去景帝所賜的蟒服、劍器，別無他物。
于謙死後，繼任的兵部尚書陳汝言攀附石亨，貪汙納賄，使于謙整頓國防之前功俱廢，後來西北有警，恭順侯吳瑾對英宗說：「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英宗聽罷，默默無語。
明憲宗下詔予以平反
明憲宗成化二年（西元1466年）八月，遇赦回鄉的于冕，上疏為父訟冤，明憲宗這才親自為于謙昭雪，將崇文門內西裱褙胡同的于謙故宅，改為「忠節祠」，遣官祭奠英魂。憲宗親自撰寫誥語：「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群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