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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導演黃浩然全新力作《全個世界都有電話》將在本月17日於香港上映，講述智能手機引發的故事，生動反映當下的香港社會現實。
黃浩然接受大紀元專訪講述創作心得。他表示這是一套需要思考的戲，希望將思考的空間和背後的問題交回給觀眾。至於電影為何強調1997年和25年變化，他表示幾乎所有香港人都會對1997年有感覺，觀看時就會有共鳴。
雖不看好港產片的前景，但他依然憑興趣拍獨立電影，亦認為香港電影命運必跟城市命運相連。「如果你告訴我有一天香港電影會回來，其實我就知道香港整個城市都會回來，香港的電影自然都會回來。」
「我一直想拍一套和手機有關的戲，因為我覺得手機這東西太奇怪，我們要用它，但又要被它控制。」
電影講述由周國賢、陳湛文、韋羅莎飾演的三位中學好友在1997年的暑假，聯袂購買了人生第一部手機。每個人將自己對未來的憧憬，透過SMS互傳給對方收藏，並約定25年後吃飯敘舊，揭曉當初傳給對方的訊息。三人在25年後終於聚首一堂，但卻各自因為智慧型手機，而經歷了不平凡的一天，最後更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意義。
電影故事的原型大部分來自黃浩然的親身經歷。周國賢的情節來源於黃浩然約人出去後才知沒有帶電話，不知道約定地點的具體位置，在街上沒有人肯借電話給自己，只記得老婆的電話。
陳湛文的情節，則來自黃浩然的另一次經歷。有次黃浩然的一位中學同學在WhatsApp群組裡說帳戶被人黑了，提醒大家小心，後來真有人用他的舊號碼，假裝同學找到黃導演，然後黃導演斷斷續續地從早上十點和他談到下午四點，之後將對話截屏，直接給編劇轉做劇本。
另一段有關周漢寧和鄧麗英飾演的故事線，導演也是親身嘗試下載交友軟件，付款一千元「臥底」調查，換來電影的四分一劇本，他笑言這一千元「划算到哭」。
科技使人聯絡更多 但讓人更累現代人都處處依賴手機，看到美食也要「手機先吃」。黃浩然認為，現代科技一定會拉近人的距離。有些人未使用Facebook和智能手機，其實其他人跟他無聯絡，正因為有這些科技，導演才和一些以前的朋友有聯繫。
黃浩然講述，以前只有書信來往，突然發明了電話，人們會說電話是假的，寫信才是真實。「其實每當有革命性的科技出現時，總有一批人會說舊的才是真的，新的就是不好的。晚清時的中國人第一次見到相機時，就說相機會攝取你的靈魂。」
黃浩然導演是一位很依賴電話的人，手機顯示他一天平均用六至八個小時，有調查說這個數字比正常香港人每天多一倍。導演說，智能手機令他疲累，因為使他不停地工作。當80年代電腦慢慢普及時，人們最喜歡說有電腦後生活會更輕鬆，但其實有電腦後人工作更多，其實是「找蠢事來做」的！
黃浩然一直有觀察到現代人的一些奇怪現象。比如他在外出吃飯時，看到隔壁坐著一對推測是情侶的年輕男女，他們坐下來後並無交談，而是各自對著手機看。並且現在人們進餐廳，連餐牌都不用看，大家各自用手機的QR Code掃描點餐。
「但是世界就是這樣，我甚至不會說這樣是好還是不好，我可能會覺得這樣是怪的，因為好不好，世界都是這樣發展下去。」導演說。
《全個世界都有電話》的片頭，有拍攝到很多人著迷手機的情節，「我們甚至可以在地鐵上做一個鏡頭直線，可以有三個人用手機，近中遠都有人盯著手機。」
這個世界總有一些少量人堅持不使用手機和社交媒體，黃浩然也認識幾個這樣的朋友，「他們的生活就更加舒服和清靜。譬如我前幾個月，我試過有兩個月不用Facebook，我立刻覺得整個人舒服和輕鬆了，所以我現在少用Facebook了。」
黃浩然執導的多套電影常有科技元素，他表示這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拍的戲其實是很生活的，生活中就是有這些科技。你現在看一套港產片，裡面所有角色都沒有用手機和通訊軟件，你覺得正常嗎？我覺得不正常。」
無刻意追求香港特色回顧黃浩然之前執導的三部香港電影，都涉及到特色香港本土文化。《點對點》講到香港的維多利亞城界碑，《逆向誘拐》表現了新中環和舊中環的對比，《緣路山旮旯》則拍到很多港人不知道的偏遠美景。
今次電影的取景地有錦上路、銅鑼灣、觀塘、長洲、怡生工業大廈，都是非常本土化的場景。不過，黃浩然表示新電影並未刻意追求香港本土元素。團隊在拍攝時曾討論過是否要專門加本土元素進去，但最後選擇不加，這套戲「沒有就是沒有」。
不過，導演表示，這次團隊有試著儘量找一些有特色的地方拍攝，雖然觀塘沒什麼特色，但團隊儘量都拍一些很美的地方，譬如有拍到幾鏡是觀塘碼頭，「我覺得觀塘碼頭很美的，但聽說他們現在在拆了。」又比如團隊拍了兩三鏡是裕民坊，但現在整個裕民坊已經被拆，那裡只剩下平地。
電影還拍到，陳湛文走過一條很長的、一邊牆都有塗鴉的後巷，團隊覺得一定要在這裡拍，「因為香港有很多地方有塗鴉，但很快被人破壞，現在很難得有一整條這麼長的街，保留到這麼多塗鴉」。
港人都對九七有感覺 將空間交回給觀眾黃浩然上一套作品《緣路山旮旯》贏盡口碑。他表示，未曾想過《全個世界都有電話》的票房會超過《緣路山旮旯》，並且認為一定不會超過，但是他只需要翻本的600萬至700萬就行了。
「因為《緣路山旮旯》是一套人人都明白的戲，這一套要思考，而香港人是不喜歡思考的，他們很喜歡說想不帶腦袋去看電影。」
從宣傳文案看到，「25」是電影的一個重要數字。故事最初發生在1997年的暑假，主角經過25年再聚首，另在周國賢演唱的電影主題曲《25》中亦有一些富有深意的歌詞，例如：「轉眼廿五年，閃電；凝望那天，承諾從未實現。」
被問及電影為何強調1997年和25年，黃浩然表示，這個很明顯，幾乎所有香港人都會對1997年這一年有感覺，觀眾就有共鳴，團隊想拍一些有效果的東西。
電影中的很多台詞藏有深意，貼近眼下真實的香港。導演表示，台詞有很多是真實的，但也有很多是編寫的。黃浩然指出，這套戲的一個有趣之處就是「主創方想將空間和問題交回給觀眾」。
「我們甚至連問題都沒有拍出來，我們想令你去想問題是什麼，然後當你肯去想的時候，你就會想到問題是什麼。而答案是怎樣，我想每個人都不同。你甚至可以看完之後不想，那就停留在那三句答案那裡，但是至少這是你的成長。」
電影中的主角在25年間都有所變化。導演表示，自己在20歲時想像過未來人生會是怎樣，但當時的想像到最後全部都不同。他相信超過九成的人都會說是完全不同，這個就是成長，但未必是夢想的破碎，事實上可能是更好的人生。
「但你問我，我是希望像我20歲時想像的那樣過，還是我想現在這樣過？其實我想現在這樣，我不想我以前以為的事實現，我覺得現在這樣比我以前想像的好。」
被問及陳湛文和韋羅莎兩位角色是否有所迷失，周國賢似乎更加踏實生活。導演表示，陳湛文和韋羅莎住的樓應該有過千萬，但周國賢住的長洲村屋就算是自己的，應該是五六百萬而已，「不同人有不同的生活。如果你覺得陳湛文和韋羅莎迷失的話，那你反過來看，周國賢的角色很窮。」
「這個就是香港，香港就是一個鼓勵人投機的地方，你投機就會發達。你在香港老老實實做事，那就做窮人。」
導演還補充，雖然陳湛文和韋羅莎會覺得迷失，但他們亦在生活中實實在在享受著一些東西，「是他們自己決定過一個這樣的人生，沒有人拿槍逼他，可能25年後他回頭看，他覺得為什麼我變成這樣，他其實還覺得很好。」
97後香港和人都在變 但有個地方「25年不變」對於三個主角年少的相遇地點為何選擇屯門，黃浩然表示香港這二十多年變化很大，團隊想找一個地方儘量「25年沒有變」，這樣的地方是不多的。事實上整個屯門在這二十多年有很大變化，但是大興邨是沒有變過的。
大興邨整個建築在25年沒有變，而且是全香港唯一一棟梯形公屋，即「下面闊上面窄」。因為大興邨的店鋪一定有變化，所以團隊全部都是低角度拍攝的。在附近輕鐵站的一個車用來調頭的位置，也是沒有變過。而這次團隊專門等待第二代的輕鐵出現才拍，「25年前的輕鐵，拍完就被淘汰了」。
黃浩然指出，電影中還藏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即主創方最後選擇混血演員韋羅莎做為主角之一，「其實整個屯門的學校不會有『鬼妹』（粵語中對西人女孩的特別稱呼），電影將一個很漂亮的鬼妹角色擺進屯門，和band3中學的朋友一起讀書，這件事對她和那些男生都是很大的衝擊。」
香港回來時 香港電影就會回來被問及為何多次拍攝有香港特色本土故事，導演笑著說：「我是香港人，我拍香港故事很正常，當然有香港的味道，難道我是香港人，我去拍東京故事？」
「你是一個香港的創作人，你連香港的故事都講不好，難道你只講紐約的故事，只講柏林的故事，什麼時候輪到你講？如果其他香港的創作人，作品沒有香港的味道，其實問題在他們那裡，為什麼你們拍香港故事沒有香港的味道？」
外界曾有很多討論，說2022年下半年是香港電影的一個小陽春，黃浩然表示根本不覺得。「去年票房頭十套香港電影，只有七套電影是賺錢的，其它全部都是虧的。一個電影工業一年只有七套電影是賺錢的，然後說這樣就是小陽春？這是不是在諷刺香港電影？」
黃浩然承認，香港電影的命運必然跟城市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我們回到80年代香港很厲害的時候，你會不會看韓國的電影，聽韓國的歌？會不會用韓國的電器？你不會用的。但現在我們用韓國的手機和電器，所以我們就聽韓國的歌，看韓國的電影，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黃浩然直言，香港這座城市如果有問題的話，香港電影只會越來越差。一個城市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是相輔相成的，如果一個地方的硬實力不行，它的軟實力也不會行。「為什麼香港80年代的音樂和電影吸引整個東南亞？因為80年代香港的硬實力都是一樣很好。」
「香港電影是不會變好的，你告訴我香港會不會變好？如果你告訴我有一天香港電影會回來，其實我就知道香港整個城市都會回來，香港的電影自然都會回來。」
雖不看好香港電影的前景，黃浩然表示自己堅持拍獨立電影的原因是興趣。「我現在拍電影是為了興趣，我吃飯不是靠拍電影的，拍電影吃不到飯。」他的電影由朋友投資，只要朋友投資，他就繼續可以拍電影。「香港有導演是自己拿錢出來拍的，因為我沒有錢，全香港只有我一個人拿朋友的錢拍電影。」
責任編輯：連書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