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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個月，海外需求放緩加上國際供應鏈轉移，使中國工廠經營面臨沉重壓力，也讓中國各地頻繁出現工人抗議活動。
據非營利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LB）的彙編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今年1月到8月，中國各地至少發生了875起罷工、抗議或遊行事件；其中以廣東省最多，今年至今已有287起事件。
CLB在一份報告中表示，2023年罷工和抗議活動正急劇增加，今年上半年共發生741起事件，而2022年全年僅發生830起。假設這個趨勢持續，估計中國今年將發生至少1,300起事件，達到疫情爆發後新高。
建築業的抗議活動一直占中國抗議事件總數的很大一部分，但製造業成為今年抗議事件攀升的重要推力。CLB發現，1月製造業發生了10起抗議活動，5月達到59起的高峰。自3月以後，製造業的罷工抗議持續在每月30起以上。
報告指出，這些抗議活動是「沿海省分的製造業搬遷倒閉潮」所引發的，而且這個問題正在加劇。
據《日經亞洲》報導，CLB研究員周艾丹（Aidan Chau，音譯）說：「（疫情）大流行過後，工人罷工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許多抗議活動都與國際貿易需求放緩有關。」周艾丹說，該組織持續在中國社群媒體尋找工人罷工的跡象，並致電當地工會。
在CLB收集的許多罷工影片中，可看到工人站在工廠大門前，斥責公司拖欠工資或拒絕為工人繳納社保。影片下方的網友評論中，經常提到其他工廠發生了同樣的情況，一些影片甚至指責當局未能介入並提供幫助。
製造業中 電子、製衣衝擊最大
CLB在報告中表示，電子和製衣業工人受到的衝擊最大，上半年電子廠和服裝廠分別發生了66起和38起抗議活動，占製造業抗議事件總數的一半以上。
據中共海關數據，中國7月的出口與去年同比下降了14.5%，這是自疫情開始以來中國出境貨運的最大降幅，同時進口也下降了12.4%。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CSD）研究中國財政政策的史宗瀚（Victor Shih）教授說，全球需求降溫和大流行的影響揮之不去，已深深影響了製造業，「由於封鎖，很多中國人一連幾個月都沒有工作。疫情結束時，他們的積蓄都花光了。」
史宗瀚說，「與此同時，美國消費者也開始減少支出，因為2020年（刺激措施）帶來的額外收入已所剩無幾。在2021年和2022年之間，美國消費者向中國購買了大量商品，從而幫助支撐了中國經濟。」他補充說：「因此，中國人無法消費，而美國人和歐洲人的消費力也在下降，這帶來了雙重壓力。」
周艾丹說，他的團隊在浙江省發現了一家愛迪達（Adidas）供應商，由於今年訂單急劇下降，該供應商將工資減半至每月約300至400美元。工人因此舉行罷工，要求加薪，工會也參與其中，但只能通過談判將工資提高約50至100美元。
CLB稱，訂單減少是工廠停工或搬遷倒閉的主因，其次是「持續的貿易紛爭產生的不穩定因素」。
此前也有報導指出，由於需求疲軟，加上供應鏈轉移到東南亞，使今年夏天中國的電子供應商多半沒有大舉徵才，也沒有招募高時薪的臨時工。
周艾丹說，電子和製衣業最容易受到國際貿易放緩的影響，「大多數（製衣）工人都是三十、四十歲的女性，她們在同一個地方工作了多年」，周艾丹說，「最近的裁員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個群體。」
周艾丹還說，中國的工會不能有效保護工人權利。他說：「工會試圖安撫工人，阻止罷工，但他們並沒有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
總部位於紐約的非營利組織「中國勞工觀察」（China Labor Watch）主任李強（Li Qiang）說，受大流行期間供應鏈混亂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已開始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出去，主要是轉移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就連中國公司也開始將工廠遷往非洲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李強補充說，當中國的工廠遇到困難時，通常不會立即關閉。相反的，他們會推遲發放工資，借更多的錢，並希望貿易回暖。不幸的是，對這些工廠來說，在放鬆防疫限制後，中國未能出現期待已久的經濟反彈。
李強說，工人們選擇罷工，是因為這比其他方法更有效，「工人抗議往往比通過法律系統更有效，因為法律系統的程序冗長，無法滿足工人的需求。中國沒有工人可依賴的法律框架，但抗議可給公司和地方政府官員施加壓力，迫使他們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