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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3年08月31日訊】（大紀元記者江左宜採訪報導）「你是鈴木嗎？」「是的。」簡短的對話後，鈴木英司就被幾個大漢粗暴地塞進了一輛麵包車。
7年前在北京機場第三候機大樓發生的這一幕至今仍歷歷在目，鈴木英司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三十多年來一直為日中友好而奔忙，有一天會被當作「間諜」抓起來，在中國經受6年多的牢獄之災。
以下是鈴木英司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講述的他在中共監獄中2279天的遭遇。
2016年7月15日，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後，鈴木英司走出飯店，準備叫出租車去機場回日本。不湊巧，飯店前沒有候客的出租車，但馬路對面停著一輛白色的出租車，司機鳴笛，並向他招招手，調頭把車開了過來。
「北京的出租車多為藍色和綠色，白色出租很少見，而且司機主動和我招手，當時覺得有點奇怪。但那天氣溫有40℃吧，我只想趕快上車。」途中，司機沒有走他要求的路線，雖然他幾次提醒了司機，但司機沒搭理他，還不時地拿出手機操作一下。
鈴木曾經帶領大大小小的訪問團去過中國二百多次，並長年在中國大學任教。他說那天從他一出飯店開始，一切就變得很反常。
到達機場後，他一下車就被6個大漢團團圍住。他們自稱是「北京國家安全局」的，並亮出了拘留證，上面簽著北京國家安全局局長的名字「李東」，拘留理由是「間諜」。
7個月的監視居住 只見到15分鐘的太陽「當時我腦袋一片空白，知道攤上了大事。」鈴木說。手機、錢包等隨身物品被沒收了，皮帶也被抽走了，被蒙上眼罩的他坐在行駛的車裡，心中充滿了不安，但也有一絲僥倖。「也許只是問問話就被放了。」他說。大約開了一個多小時，車停下來了，男子們讓他在原地轉了幾個圈才讓他進了一棟樓。
後來他才知道，那是北京國安局在豐台區一處不為人所知的招待所，他在這裡接受了7個月的「監視居住」。在長達六年的關押生活中，他說這7個月的經歷是最痛苦的。
他被帶進502房間。這裡沒有電視，沒有鐘，黑色的窗簾總是拉著，看不到外面，也不知道幾月幾號，電燈24小時亮著。房間看起來有點舊，除了一張床，一張桌子外，還設有洗臉池、廁所和淋浴，但都沒有遮攔，一切都暴露在看守的眼下。四個屋角有攝像頭。看管人員每天2人4班倒，坐在沙發上監視他的一舉一動。。
審訊在斜對面的504房間，有三個人參與審訊，主審讓鈴木稱他為「老師」。問話主要圍繞鈴木認識的中共高官和日本人的情況，「老師」對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在做什麼研究感興趣，「老師」曾措辭嚴厲地說「中國問題不需要他們研究！」
近年來有多名研究中國問題的日本學者在中國被抓，有的至今沒有被釋放。
有一天，「老師」出去倒水時，一名審訊員問鈴木，「你還認識我嗎？」鈴木一驚，這才認出對方是在2010年舉辦的日中植樹活動時的志願者。鈴木回憶道：「沒想到兩國政府舉行的日中友好活動，也有國安的人在監視。」
整整7個月，他的活動範圍就限於這兩個房間之間。除了審訊，無人可以說話，終日看不到太陽。有一天，鈴木終於忍不住了，要求讓他晒晒太陽，請求得到了允許。他被帶到走廊盡頭離窗戶一米遠的地方，他想更靠近窗戶一點，看看外面，看守制止了他，「他們怕我看到窗外的景象，暴露這個祕密招待所的位置」，他說。
他被允許晒了15分鐘太陽，淚水止不住地流。這是他在監視居住期間唯一的一次見到陽光。
「我經歷了監視居住、看守所、監獄這三個階段。監視居住是最沒有人性的，是對人權的最大侵犯。」談起這段經歷，他仍然按捺不住憤怒。
消失的外交官「總有一天，中國會成為世界大國。」中學時代時的老師的一句話，讓鈴木英司對中國產生濃厚的興趣。大學畢業後，他進入全國農林勞動工會工作，主要負責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交流，於1983年8月第一次訪問了中國，他與喬石等中共高層會面，並結識了當時的中聯部副部長張香山。此後，通過與張香山的關係，他在中聯部、共青團中央、文化部開拓人脈，和多名中共高官建立了聯繫。
他在中國的廣泛關係讓他在日本成為了一名「中國通」，駐華日本大使館、媒體記者、國會議員都會就中國問題來咨詢他的意見，其中也包括日本的情報機構。因為他在歷史問題、釣魚島問題、靖國神社問題上對日本持批評態度，這使得他在中國成為知名的「日本友人」。
為了了解真實的中國，他的足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他不僅去省會城市，也去考察農村，他還資助了很多貧困地區的孩子，他認為他比哪個日本人都了解中國。
他行走於日中政界，為推動日中交流奔忙，成為日中友好協會最年輕的理事長，被看作是日中友好工作的新星，備受期待。
2013年12月的一天，他和原駐日中共大使館的參贊湯本淵在北京見面進餐。湯本淵那時已經結束了在大使館的工作，回到北京，進入中央黨校學習。席間，他問湯本淵是否知道有關金正恩殺害他的姑父張成澤一事，湯回答說「不知道」。沒人想到，就是這段茶餘飯後的閒聊在幾年後令兩人身陷囹圄。
2017年2月16日，鈴木英司以間諜罪被正式逮捕，被關在北京國家安全局的看守所。調查人員問他和湯本淵見面時是否打聽了有關張成澤的情報。鈴木回答說，「當時日本媒體已經報導了張成澤被殺的消息，這不是什麼機密。」但調查人員說，「新華社沒報導的消息就是機密！」
在一次去法院的警車裡，鈴木意外地碰見了湯本淵。湯也被逮捕，時間早於鈴木。湯告訴鈴木，中國（共）有祕密警察，「這太可怕了！」並請他回到日本一定要把這個事實公布出來。湯還告訴他，日本情報機構「安全調查廳」裡有中共間諜，「不是一般的間諜，是高級間諜」。湯說他和安全調查廳人員的來往全部被中方掌握。
調查人員在審訊鈴木時，也問到他和「安全調查廳」的關係，並拿出該廳工作人員的證件照片，讓他指認。鈴木告訴大紀元記者，這也佐證了安全調查廳裡有中共特務，「要不他們手裡怎麼會有工作人員的證件照呢？」
2017年5月，鈴木被起訴。起訴書稱，鈴木利用中日友好人士的身分，受日本情報機關「安全調查廳關東公安調查局」的委託，與湯本淵及駐名古屋中共領館的總領事葛廣彪等頻繁會面，收集情報。湯本淵和葛廣彪被另案處理。
根據公開資料，葛廣彪2014年1月，出任中共名古屋領事館總領事，2016年8月離任。
鈴木認為他被中共盯上是因為捲入了中共的權力鬥爭。他的人脈主要在團派，習近平上台後清洗團派導致了他的被捕。「把我弄成間諜，當局就可以以團派內部有人和間諜來往為由，打擊團派。」
而湯本淵則認為中共國家安全部的目標是外交部，他和鈴木在審訊時都被問到一名中共外交高官的情況。「當局在清洗外交系統，這名高官應該是肅清對象，外交部和中聯部會有更多人被逮捕」，湯在從法庭回去的車裡這樣告訴鈴木。
鈴木回到日本後，在網路上沒有找到有關湯本淵的任何消息，他是不是被起訴了？被判了多少年？更重要的是，他還活著嗎？無人知曉。被關押期間，獄中流傳著駐愛爾蘭中共大使因間諜罪一審被判處死刑的消息，「在中國，間諜案的審判和結果都不會被公開。湯本淵也很可能被判了死刑。不知他現在如何，想起這些，我至今都很難過。」他說。
獄中見聞在看守所的時候，和鈴木關在一起的有腐敗高官、外交官、外籍嫌犯、新疆人、外籍人士，航空專家，形形色色。通過和這些人的接觸，鈴木得以一窺中共鮮為人知的一面。
一名中共國家安全部的職員也被關在這裡。他表面上是澳門一家公司的社長，後來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反，成為一名雙面間諜，因此被抓。他告訴鈴木，在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附近活動的中國漁船上其實都是中共軍人，而不是大家所認為的民兵。
也有被當作恐怖分子送進來的新疆人，都是年輕人，有的還是大學生。新疆人的到來令看守很緊張，鈴木他們的所持物品這時也被嚴格檢查。新疆人被關押的時間通常都很短，一兩天後就被轉走了，不知去向。
讓鈴木印象最深的是和原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的交往。王林清2018年底在互聯網發布影片，稱他參與審理的「陝西千億礦權案」卷宗被盜，他錄製影片是為「免遭不測」。2019年2月，中共中央政法委的聯合調查組認定案卷丟失為王林清「自導自演」，隨後他被立案審查，以「受賄罪」等被判處14年刑期。
王林清告訴鈴木，在被抓之前他認為中國的法律很完善，但現在他認為「中國沒有法律可言」「依法治國都是騙人的」「在中國沒有人權」，他希望出獄後能去美國告訴世界中國的人權狀況，為此他在獄中學習英文。
被正式逮捕後，鈴木被關在北京市第二監獄，在那裡外籍囚犯要學唱中共歌曲和中共國歌，每天被迫看央視的英文節目，週六則是看中共黨史的錄像，獄中還經常播放抗日戰爭和朝鮮戰爭的電影。
每個月鈴木可以給家人打一次電話，90歲的老父親總是鼓勵他，讓他保重身體。父親的話給了他無比的慰藉。「我不是間諜，我要活著見到父親。」靠著這一信念，鈴木熬過6年的牢獄生活，於2022年10月11日回到日本。
其他在中國被抓的日本人回國後都選擇了沉默，但鈴木不同，他把他的遭遇寫成書，積極地接受媒體採訪，發表演講，講述他的經歷，他說不希望再有日本人重蹈他的覆轍。
「中共治下的中國沒有人權，我希望能為解決中國的人權問題盡一臂之力，我將為此傾注餘生。因為我喜歡中國，喜歡中國人，這點一直沒有改變，但我現在不喜歡中共。」他說。
責任編輯：林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