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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未能從道德立場打擊中共對中國民眾的群體滅絕，將因此付出戰略性代價；實際上，各國已經在付出代價了。
西方國家能夠在對蘇聯的冷戰中取勝，是因為西方維護自由和人格尊嚴的道德立場使其贏得全球聲譽，從而吸引了最優秀的人才，並在生產上取得了最大的成效。即使是與西方敵對的共產主義國家也明白，自己沒有執政合法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這些政權拒絕履行保護公民生命、信仰和個人自主權的義務。
從華盛頓到坎培拉，從柏林到渥太華，隨著西方政府開始希望從中共那裡獲得經濟利益，並為此拋開道德價值觀、成為中共的附屬夥伴時，「西方價值觀」所帶來的聲譽已日益墜落，執政合法性也越來越不足了。
那麼，我們這些全球各地過正常日子的人，會不會也因為沒大聲反對發生在中國、針對法輪功學員的群體滅絕行為而背負罪責呢？
為什麼一些西方人相信有關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進行群體滅絕的證據，卻看不到中共針對法輪功的群體滅絕行為呢？
很顯然，遭受痛苦的維吾爾人得到了許多西方情報機構的支持，這是因為新疆連通了中國、巴基斯坦和中亞大部分地區，地理位置非常關鍵；而該地區現在隸屬於共產中國。
法輪功則沒有這類西方情報機構認為可以對他們帶來好處的東西。一些人認為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不屬於群體滅絕行為，但中共的這些做法完全符合聯合國1948年對「群體滅絕」行為下的定義：殺害某一民族、族裔、種族或宗教團體的成員；對某一群體的成員造成嚴重身體或精神傷害；故意讓某一群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態，目的是從肉體上消滅全部或部分成員；對某一群體施加阻止生育的手段。
上述這些事情，中共都對法輪功學員做了。此外，中共還利用其情報和外交機構，並透過滲透社交媒體，來騷擾已經逃離中國、尋求在國外過平靜日子的法輪功學員。
中共偷偷向遭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下手，使他們成了產值不斷成長的中國地下活摘器官產業的供體。由於法輪功學員的身體普遍健康，使得中共很容易向世界各地的人「推銷」。不只是中共活摘器官牟利，科索沃當局也與發生在巴爾幹半島和義大利的綁架，並為獲取器官而殺人的活動有關。
法輪功的所謂「反黨罪行」實際上就是法輪功學員有獨立的思想、沒有唯黨是從；而中共將此視為不安全因素，從而鎮壓該團體。法輪功拒絕「叩頭」即被視為對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威脅，是因為該組織平和及獨立的特點，與中共的獨裁及暴虐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法輪功的存在突顯中共沒有得到中國人民授權、缺乏與人民的「社會契約」的事實。
將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那些把猶太難民遣返回德國、讓他們在納粹死亡集中營受死的西方國家仍然受到譴責。對於拒絕承認土耳其政府在20世紀頭幾十年對亞美尼亞民眾的種族滅絕的政界人士而言，其行為至今仍是個恥辱。
很少有人願意對衣索比亞奧羅莫（Oromo）和泰格瑞（Tigray）地區當權者殺害阿姆哈拉人（Amhara）和阿法爾人（Afar）的行為貼上「群體滅絕」的標籤。人們不辭勞苦的界定「群體滅絕」行為，但卻無視受害人臉上、身上及空房屋裡的受迫害印跡。
「群體滅絕」行為是全人類良知上的汙點，不只是作惡者的罪。這是在聯合國限制條款下，全世界人都有義務阻止的行為。如今沒幾個人能說他們不知道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滅絕性迫害，可不只是新疆維吾爾人有這樣的遭遇。
在中共統治下的「新中國」，人們只能表達其獨裁領導人的思想，目前全國公認的思想是「習近平思想」。
在過去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裡（確切的說，截至2023年7月20日是24年），全世界的媒體、政治人物和情報界都已經看到了中共因信仰問題迫害人民的突出例子，該黨採用的手段完全符合「群體滅絕」的法律定義。中共從1999年開始把法輪功定為非法組織，是因為該功法越來越受民眾歡迎，而且「涉嫌」違反中共的無神論政策。但中共奉行的並不是無神論，而是一種更世俗化的「宗教信仰」，那就是對黨和黨魁的崇拜。
中共從一開始就把法輪功設定為它的敵人，如果它不承認自己犯下錯誤，就無法撤銷這個決定。該黨已經把自己逼進死胡同。但這不是外國政府，更重要的，不是外國民眾和企業憑良心來說可以支持中共政權的理由。
納粹屠殺猶太人的事件已經過去了數十年，現在有人認為，如果當時世界各國了解第三帝國的集中營，就不會和納粹德國進行交易。但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當時全世界很多國家實際上都知道希特勒（Adolf Hitler）的罪行，但都沒有去制止，直到希特勒讓德國處於和盟軍對抗的戰爭狀態時，才開始抗擊。
當今我們所處的世界，比1930年代更加沉迷於「實利主義」和「交易論」。因此，如今我們以有利於經濟發展為由、將不道德的行為合理化，而對受害者的哀嚎充耳不聞。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在面對大規模的暴力和群體滅絕罪行時，比我們的祖輩更加麻木。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西方國家是否能夠堅定的站在法輪功的一邊、抵制這場大屠殺，以重獲它們昔日的尊嚴和高尚品質，進而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上再次受到推崇。在支持法輪功的同時，西方國家也會關注到中國、非洲、巴爾幹地區所發生的、針對其他群體的大屠殺行為。
事實上，西方對法輪功的堅定支持使其從漸增的道德感召力中所獲取的利益，超過在崩潰中的共產中國所遭受的短期經濟損失。
問題不僅僅在於我們是否能救得了法輪功學員，更在於我們是否能透過向他們伸出援手、救贖我們自己。（唐雲舒編譯）
──作者科普利（Gregory Copley）出生於澳洲，目前是華盛頓「國際戰略研究協會」（ISSA）的主席，最新著作是《21世紀的新全面戰爭和恐懼瘟疫的誘因》（The New Total War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Trigger of the Fear Pandemic）。◇
西方國家能夠在對蘇聯的冷戰中取勝，是因為西方維護自由和人格尊嚴的道德立場使其贏得全球聲譽，從而吸引了最優秀的人才，並在生產上取得了最大的成效。即使是與西方敵對的共產主義國家也明白，自己沒有執政合法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這些政權拒絕履行保護公民生命、信仰和個人自主權的義務。
從華盛頓到坎培拉，從柏林到渥太華，隨著西方政府開始希望從中共那裡獲得經濟利益，並為此拋開道德價值觀、成為中共的附屬夥伴時，「西方價值觀」所帶來的聲譽已日益墜落，執政合法性也越來越不足了。
那麼，我們這些全球各地過正常日子的人，會不會也因為沒大聲反對發生在中國、針對法輪功學員的群體滅絕行為而背負罪責呢？
為什麼一些西方人相信有關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進行群體滅絕的證據，卻看不到中共針對法輪功的群體滅絕行為呢？
很顯然，遭受痛苦的維吾爾人得到了許多西方情報機構的支持，這是因為新疆連通了中國、巴基斯坦和中亞大部分地區，地理位置非常關鍵；而該地區現在隸屬於共產中國。
法輪功則沒有這類西方情報機構認為可以對他們帶來好處的東西。一些人認為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不屬於群體滅絕行為，但中共的這些做法完全符合聯合國1948年對「群體滅絕」行為下的定義：殺害某一民族、族裔、種族或宗教團體的成員；對某一群體的成員造成嚴重身體或精神傷害；故意讓某一群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態，目的是從肉體上消滅全部或部分成員；對某一群體施加阻止生育的手段。
上述這些事情，中共都對法輪功學員做了。此外，中共還利用其情報和外交機構，並透過滲透社交媒體，來騷擾已經逃離中國、尋求在國外過平靜日子的法輪功學員。
中共偷偷向遭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下手，使他們成了產值不斷成長的中國地下活摘器官產業的供體。由於法輪功學員的身體普遍健康，使得中共很容易向世界各地的人「推銷」。不只是中共活摘器官牟利，科索沃當局也與發生在巴爾幹半島和義大利的綁架，並為獲取器官而殺人的活動有關。
法輪功的所謂「反黨罪行」實際上就是法輪功學員有獨立的思想、沒有唯黨是從；而中共將此視為不安全因素，從而鎮壓該團體。法輪功拒絕「叩頭」即被視為對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威脅，是因為該組織平和及獨立的特點，與中共的獨裁及暴虐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法輪功的存在突顯中共沒有得到中國人民授權、缺乏與人民的「社會契約」的事實。
將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那些把猶太難民遣返回德國、讓他們在納粹死亡集中營受死的西方國家仍然受到譴責。對於拒絕承認土耳其政府在20世紀頭幾十年對亞美尼亞民眾的種族滅絕的政界人士而言，其行為至今仍是個恥辱。
很少有人願意對衣索比亞奧羅莫（Oromo）和泰格瑞（Tigray）地區當權者殺害阿姆哈拉人（Amhara）和阿法爾人（Afar）的行為貼上「群體滅絕」的標籤。人們不辭勞苦的界定「群體滅絕」行為，但卻無視受害人臉上、身上及空房屋裡的受迫害印跡。
「群體滅絕」行為是全人類良知上的汙點，不只是作惡者的罪。這是在聯合國限制條款下，全世界人都有義務阻止的行為。如今沒幾個人能說他們不知道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滅絕性迫害，可不只是新疆維吾爾人有這樣的遭遇。
在中共統治下的「新中國」，人們只能表達其獨裁領導人的思想，目前全國公認的思想是「習近平思想」。
在過去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裡（確切的說，截至2023年7月20日是24年），全世界的媒體、政治人物和情報界都已經看到了中共因信仰問題迫害人民的突出例子，該黨採用的手段完全符合「群體滅絕」的法律定義。中共從1999年開始把法輪功定為非法組織，是因為該功法越來越受民眾歡迎，而且「涉嫌」違反中共的無神論政策。但中共奉行的並不是無神論，而是一種更世俗化的「宗教信仰」，那就是對黨和黨魁的崇拜。
中共從一開始就把法輪功設定為它的敵人，如果它不承認自己犯下錯誤，就無法撤銷這個決定。該黨已經把自己逼進死胡同。但這不是外國政府，更重要的，不是外國民眾和企業憑良心來說可以支持中共政權的理由。
納粹屠殺猶太人的事件已經過去了數十年，現在有人認為，如果當時世界各國了解第三帝國的集中營，就不會和納粹德國進行交易。但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當時全世界很多國家實際上都知道希特勒（Adolf Hitler）的罪行，但都沒有去制止，直到希特勒讓德國處於和盟軍對抗的戰爭狀態時，才開始抗擊。
當今我們所處的世界，比1930年代更加沉迷於「實利主義」和「交易論」。因此，如今我們以有利於經濟發展為由、將不道德的行為合理化，而對受害者的哀嚎充耳不聞。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在面對大規模的暴力和群體滅絕罪行時，比我們的祖輩更加麻木。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西方國家是否能夠堅定的站在法輪功的一邊、抵制這場大屠殺，以重獲它們昔日的尊嚴和高尚品質，進而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上再次受到推崇。在支持法輪功的同時，西方國家也會關注到中國、非洲、巴爾幹地區所發生的、針對其他群體的大屠殺行為。
事實上，西方對法輪功的堅定支持使其從漸增的道德感召力中所獲取的利益，超過在崩潰中的共產中國所遭受的短期經濟損失。
問題不僅僅在於我們是否能救得了法輪功學員，更在於我們是否能透過向他們伸出援手、救贖我們自己。（唐雲舒編譯）
──作者科普利（Gregory Copley）出生於澳洲，目前是華盛頓「國際戰略研究協會」（ISSA）的主席，最新著作是《21世紀的新全面戰爭和恐懼瘟疫的誘因》（The New Total War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Trigger of the Fear Pandem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