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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中國女生艾默爾（Amor Deng）信仰藏傳佛教，因工作關係，她近年常住西藏，直至去年舉家遷居洛杉磯。
「我非常喜愛西藏。那裡有神山聖湖，民風純樸，我對這片土地的熱愛不亞於我的家鄉。」然而過去五年給艾默爾留下了「太多的恐懼」，她在受訪時告訴大紀元記者：「那是一個完全沒有民主、沒有人權、也沒有宗教自由，而軍警又最多的地方。」
無處不在的黨魁畫像2019年初到西藏，艾默爾吃了一驚：大大小小的街頭幾乎都有中共黨魁習近平的巨幅畫像，幾乎和公交車一樣高。當局要求佛教信徒在供佛拜佛時，也要供奉朝拜黨魁，所以藏民家家戶戶的供台上，也有毛澤東和習近平的畫像。
黨魁像對藏區居民生活的侵蝕深度，超過一般人的想像。有一次，艾默爾為了收購農產品，驅車幾小時到一個牧區。「那裡完全沒有手機信號，相當於與世隔絕吧。」在那些破敗的房子或帳篷內，在昏暗的油燈下，她仍然看到毛澤東像掛在那裡。
她說：「在那麼偏遠的窮鄉僻壤，都要求你必須掛中共黨魁像。我覺得非常非常可笑。」
「被失蹤」的佛教徒與此同時，西藏人敬仰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西藏卻是最大的禁忌。艾默爾說：「在西藏有明確規定，對達賴喇嘛，不能提及一個字，不能供他的畫像，不能拿出一張照片，不能發、也絕不能看他的任何視頻。」
她記得2022年，在距離首府拉薩非常遠的鄉下，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在抖音上轉發了一段達賴喇嘛的視頻，被拉薩警方發現了。於是，拉薩市警察驅車七八個小時趕去，把小女孩抓了起來，訊問她為何發視頻。小女孩說：「我想達賴喇嘛。」從此之後，人們再也沒有看到這個孩子。
「我覺得蠻心痛的。」艾默爾說，她做生意的市場有時候也會突然傳出類似的消息：二樓做生意的誰誰突然找不到了。他們都知道，這個失蹤的人或者家裡什麼人可能在談話中提到了達賴喇嘛，這個人從此就失蹤了。
艾默爾說，藏人對達賴喇嘛非常敬重，但又不能表達，「他們內心非常壓抑」。
艾默爾說，在西藏，你還會有一個明顯的感覺：到處是軍人或警察，警務站密密麻麻。在城市裡，開車幾分鐘就有一個警務站；在鄉村，鄉與鄉之間也會有警務站。
「我所在的市場旁邊緊挨著一個警務站；開車兩三分鐘，旁邊又是一個警務站；然後再開五分鐘，又是一個。」她說，「進縣城要經過的第一個地方就是警務站。」
在艾默爾記憶中，她從所在的縣城到拉薩去，中途要經過無數的警務站；每到一處，要下車檢查身分證、人臉識別、過安檢等等，「警察太多了，你走幾步路就能碰到」。
警察經常會把商家和居民叫去「開會」訓話，內容一般是警告大家：「不要去看某某（宗教領袖），我們這裡都有監控。」她說，小會不斷，大會常有。開大會時，居民和商家要按照警察的要求排隊站好，明確向警方保證，自己不會去談論宗教上的事情。
開小會，就是警察或是交警會把你個人叫過去。「我被叫去的時候非常惶恐，我非常害怕。」艾默爾說，「我們要把他當作領導，要對警察說：『是的，領導，我肯定會遵守你們的規定。』」在那裡，哪怕是一個交警，都是居民或商家的「領導」。
「政府都在看著呢」除了警務站外，攝像頭也隨處可見。「哪怕我們平常喝茶的茶館都有攝像頭，都是和當地政府聯網的。」她說，人們都養成了小聲說話的習慣，而且會先看一下有沒有攝像頭，「政府都在看著呢，你但凡談論了它們（中共）不讓談論的事情，明天你可能就看不到我了」。
「就是我們私下在家裡聊天，也是小聲的，怕鄰居聽到了舉報你。一旦被舉報，不是你一個人被帶走了，是你整家人都可能被帶走。這都是非常現實的事情。」她說，「我們在國內根本不敢去說什麼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根本不敢去想這個事情。」
每年，艾默爾和家人也會回浙江或上海生活一段時間，但她仍然感覺自己是西藏人。她沒辦法和滬上的親友說這些事，「他們不理解」。
「如果不是人在西藏，說實話，我也不會有這種覺悟。」然而日復一日的精神壓迫，也讓她陷入恐慌，內心非常煎熬，最後只有選擇逃離。
來到美國，艾默爾很高興：「我終於可以大聲說話了。」習慣了深深壓抑內心的她，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放鬆感」，「感覺呼吸都是自由的」。
「我非常想回西藏，因為那裡有我的信仰；但是，我不敢回去。」說到這裡，艾默爾已多次濕了眼眶，「當你問到這個問題（想不想回西藏）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是恐懼。我不敢想像，如果我回到那片土地，會發生什麼事情。我覺得毛骨悚然。」◇
責任編輯：嘉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