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擁有一百年的殖民史,東西文化交匯,傳統與現代並存,這是一個矛盾而對立的地方。而詩人來到香港教書是在1974年,面對的共產中國正值文革後期,香港和中國緊緊相連,不論政治還是學術,都有左右兩種勢力,但言論非常自由。
余光中初到香港鄉愁加劇,寫下了許多思鄉及批評文革的作品。他在香港時,對中國的「文革」災難,深深感受到左派的侵害,他的一些詩《夢魘》、《北望》等都對文革提出嚴厲抨擊。他亦寫了不少詩,表達了他同情中國偷渡客的複雜感情。
詩人心靈在港找到平衡
而遷居香港,余光中的鄉愁也不再只是中國,也包括了臺灣,《隔水觀音》、《飛過海峽》等都是他思念臺灣的作品。
在香港這樣的一個環境裡,余光中北望故土,東望寶島,一顆心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平衡的地方。
在《永恆拔河》後記中,余光中說香港恰巧在中國與臺灣之間的位置,「和中國的母體似相連又似隔絕,和臺灣似遠阻又似鄰近」,香港在詩人的世界中成為一個理想的支點,承接了他對中國和臺灣的複雜情愫。
香港歲月是最好時光
余光中生於中國,死於臺灣,中間有11年的時間在香港。這段時間是他的黃金創作期,寫下許多懷念中國中國與臺灣的新詩。
但說到香港令他難忘的,不是繁華的國際大都市,而是新界沙田的一隅。余光中雖然不屬於香港作家的行列,但他發展出「沙田文學」,對香港文壇產生重要影響。
余光中自己說過,沙田山居是他生命中最安穩、最舒服、最愉快的日子。在《回望迷樓》一文裡,詩人回憶道:
「這十年,住在中文大學別有天地的校園,久享清靜的山居,飽飫開曠的海景,是我一生裡面最安定最自在的時期,回顧之下,發現這十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學生命裡占的比重也極大。」
單從詩這方面來看,中國著名詩人流沙河認為「余光中是在九龍半島上最後完成龍門一躍,成為中國當代大詩人的。」
余光中在香港的快樂日子,不僅僅是居住的環境風景絕佳,當時中文大學給了極佳待遇來聘請他。更重要的是「談笑皆為鴻儒」,像宋淇、高克毅等名人作家都是詩人同事,住的距離很近,來往方便。那一段日子,對於余光中來說「真是愉快極了。」
在《落日故人情》一文中,余光中深情的追述沙田時光:
「開始的幾年,這些學府與文壇的朋友大半是一壺清茶或一罇美酒,斯斯文文的坐而論道。舌鋒到處,從李白到徐志摩,從莎士比亞到泰戈爾,從秦始皇到毛澤東,胡適到魯迅,無不放言褒貶,闊談終夕。要講自由,那真是中國人言論最自由的地方了。」
他又寫到,後來的幾年,尤其是1983年9月以後,香港的前途變得黯淡,港人的命運在會議席上任人翻雲覆雨,而不能自主,「於是這一片租來的土地,這一段借來的時間,頓然更顯得可惜、可貴。」
「也因此,後來的幾年,對香港的認識更深,感情更濃,沙田的朋友們就時常登山涉水,臨風遠望,倒不一定是遠望中原,而是懷著依依惜別的心情,回顧沙田的日月,香港的山海……。」
對於有人稱香港為文化沙漠,余光中十分不同意。他曾寫:「蔡元培逝於香港,五天後舉殯,全港下半旗誌哀。對一位文化領袖如此致敬,不記得其他華人城市曾有先例,至少胡適當年去世,台北不曾如此。」
他又說:「至於近年對六四與釣魚臺的抗議,場面之盛,犧牲之烈, 也不像柔馴的殖民地吧。」
余光中的不少作品表達了對香港的深深眷戀。1985年回臺之初,他在《香港結》中寫到:「十年打一個香港結,用長長的海岸做絲線,左盤右轉,編成了縈迴的港灣……。」
另一首《望海》是余光中從香港到高雄不久後寫的。他提到,當時他來到高雄西子灣,很懷念香港,望著茫茫臺灣海峽,越看越遠;最後,最遙遠的是望海的眼睛,詩句深刻表達了詩人對香港的戀慕。
《鄉愁》被中共歪曲:
「好像名片,大到把我的臉都遮住」
余光中一生的寫作有不少反共作品,又因不畏懼抒發自己的見解,經常涉入爭議。
1989年六四事件、中共血腥鎮壓北京民運後,余光中亦出版了集合港臺詩人創作的《我的心在天安門——六四事件悼念詩選》,並到香港中文大學等地出席詩會。
不過,由於余光中期望「兩岸統一」的「統派」立場,這使中共後來對其不計前嫌,更是熱捧有加。其部分作品更被納入中國語文教科書中,包括《鄉愁》一詩。
但是,余光中指出,自己寫《鄉愁》是單純的懷鄉,而該詩是在四十多年前寫的,「當時中國處於文革後期,我心情暗淡,認為此生也許回不去了」。
余光中亦建議,兩岸人都多讀對岸的文學作品,「政治易使人分離,而文學使人了解」,並指中共對《鄉愁》的宣傳,「好像名片,大到把我的臉都遮住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