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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國在研究成果方面處於領先地位」的這種說法，是具有誤導性的，因為中共的大學透過捏造、剽竊研究成果和強制性的互相引用，來誇大統計數字。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表示，中國目前在90%的關鍵技術研究中處於領先地位，這個結論來自對64個技術類別的研究論文的評估，主要著重引用次數。然而，這個說法有幾個問題。
強調數量而非品質
首先，這種評估方法強調數量而非品質，沒有考慮到中國國內普遍存在的引用圈，及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所承受的巨大制度壓力，他們被要求多發表文章並互相引用。這些因素加上對引用數量的狹隘依賴，掩蓋了關鍵技術領域領導地位的真正指標，即創新、實際應用和全球影響力，而這些都不能僅僅透過引用指標來充分體現。
中國的研究人員重視發表文章的數量更勝於其品質。2015年，中共啟動了一項透過發表文章的數量，提高中國在學術出版界影響力的計畫。在此推動下，所謂的「論文工廠」（paper mills）崛起，這些論文工廠製造虛假的研究成果並在國家期刊上發表。結果，有問題的「科學論文」開始出現在中國的期刊上，甚至在國外發表，因為年輕的博士生和研究人員背負巨大的壓力，必須達到文章的發表數量，才能獲得升等。大學要求研究生必須發表多篇文章才能畢業，而教授發表文章則以現金獎勵，不管研究的品質如何。
注重數量所導致的問題
這種對數量的強調導致了大量的問題，包括抄襲、重複研究，甚至捏造研究結果。根據美國非營利出版組織Crossref和「撤稿觀察」（Retraction Watch）匯編，有大約5萬篇被撤稿論文的資料庫，約有46%被撤回的論文來自中國的大學。除了研究造假外，許多中國論文還因違反倫理標準和未獲得研究對象的同意而被撤稿。
發表有問題的論文也阻礙了中國建立聲望較高的期刊。論文品質的關鍵指標之一，就是其發表的期刊的聲譽。許多中國論文發表在國內期刊上，中國還未發展出全球認可的頂級期刊，尤其是以英文發表的期刊。
普遍的剽竊現象、低品質研究成果的發表，削弱了中國期刊的可信度，使它們難以獲得國際聲望；缺乏高水準期刊，反過來又影響了中國研究的全球影響力和認可度。此外，這也導致外國學者引用中國論文的比率較低，因為這些期刊的品質和可靠性受到質疑。這種循環限制了中國在全球學術出版領域確立領導地位的能力。
不願引用美國或國際研究
引用是一個重要的品質指標，因為這表明了該領域的其他學者足夠認可該論文並進行引用。然而，中國論文獲得美國研究人員引用的次數僅為非中國作者論文的一半。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兩個：首先，美國學者通常認為中國的論文品質較低；其次，除了指導學生互相引用論文外，中國教授還被鼓勵優先引用中國論文，而不是美國論文。語言障礙也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因為許多在中國發表的論文都是以中文撰寫，這使得國際學者較難接觸到這些論文。同時，中國學生不被鼓勵引用英文發表的論文，這促使他們更加傾向於引用中文論文、更加誇大了中國研究的引用次數。
中共的支持在塑造中國的研究成果和引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和資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哪些研究領域最受關注，及中國論文被引用的頻率。中共鼓勵學者優先引用中國論文，並促進國內研究而非國際合作。然而，這種支持也嚴格限制了中國學者的研究領域。例如批評在中國的寄宿學校，少數民族語言文化消亡等批評中共，或探討敏感話題的研究都是禁區。
由於這些限制，中國學者也不願意引用美國的論文或其他有關這些主題的國際研究。這種狹隘的關注不僅限制了他們的研究廣度，也減少了跨文化學術交流的機會，導致中國的學術環境更加封閉。而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撰寫大量有問題的論文，正在耗盡中國的創新能力。
在將學術研究轉化為現實世界應用的實際操作中，中西方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在高度重視原創性的西方，成功的產品和應用通常源自於研究人員開發全新的理念和概念。對原創研究的重視推動了創新，從而產生了突破性的技術和應用。相比之下，在中國，複製和逐步改進現有技術的情況更為普遍，最成功的產品和應用往往是改造或提升西方技術。這種方法雖然能有效的快速擴展和改進現有的創新技術，但卻往往限制了真正原創技術的發展。（小標為編輯所加，原泉編譯）
——作者格雷斯福（Antonio Graceffo）是中國經濟分析師，著有《一帶一路之外：中共的全球經濟擴張》（Beyond the Belt and Road: China’s Global Economic Expansion）。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表示，中國目前在90%的關鍵技術研究中處於領先地位，這個結論來自對64個技術類別的研究論文的評估，主要著重引用次數。然而，這個說法有幾個問題。
強調數量而非品質
首先，這種評估方法強調數量而非品質，沒有考慮到中國國內普遍存在的引用圈，及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所承受的巨大制度壓力，他們被要求多發表文章並互相引用。這些因素加上對引用數量的狹隘依賴，掩蓋了關鍵技術領域領導地位的真正指標，即創新、實際應用和全球影響力，而這些都不能僅僅透過引用指標來充分體現。
中國的研究人員重視發表文章的數量更勝於其品質。2015年，中共啟動了一項透過發表文章的數量，提高中國在學術出版界影響力的計畫。在此推動下，所謂的「論文工廠」（paper mills）崛起，這些論文工廠製造虛假的研究成果並在國家期刊上發表。結果，有問題的「科學論文」開始出現在中國的期刊上，甚至在國外發表，因為年輕的博士生和研究人員背負巨大的壓力，必須達到文章的發表數量，才能獲得升等。大學要求研究生必須發表多篇文章才能畢業，而教授發表文章則以現金獎勵，不管研究的品質如何。
注重數量所導致的問題
這種對數量的強調導致了大量的問題，包括抄襲、重複研究，甚至捏造研究結果。根據美國非營利出版組織Crossref和「撤稿觀察」（Retraction Watch）匯編，有大約5萬篇被撤稿論文的資料庫，約有46%被撤回的論文來自中國的大學。除了研究造假外，許多中國論文還因違反倫理標準和未獲得研究對象的同意而被撤稿。
發表有問題的論文也阻礙了中國建立聲望較高的期刊。論文品質的關鍵指標之一，就是其發表的期刊的聲譽。許多中國論文發表在國內期刊上，中國還未發展出全球認可的頂級期刊，尤其是以英文發表的期刊。
普遍的剽竊現象、低品質研究成果的發表，削弱了中國期刊的可信度，使它們難以獲得國際聲望；缺乏高水準期刊，反過來又影響了中國研究的全球影響力和認可度。此外，這也導致外國學者引用中國論文的比率較低，因為這些期刊的品質和可靠性受到質疑。這種循環限制了中國在全球學術出版領域確立領導地位的能力。
不願引用美國或國際研究
引用是一個重要的品質指標，因為這表明了該領域的其他學者足夠認可該論文並進行引用。然而，中國論文獲得美國研究人員引用的次數僅為非中國作者論文的一半。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兩個：首先，美國學者通常認為中國的論文品質較低；其次，除了指導學生互相引用論文外，中國教授還被鼓勵優先引用中國論文，而不是美國論文。語言障礙也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因為許多在中國發表的論文都是以中文撰寫，這使得國際學者較難接觸到這些論文。同時，中國學生不被鼓勵引用英文發表的論文，這促使他們更加傾向於引用中文論文、更加誇大了中國研究的引用次數。
中共的支持在塑造中國的研究成果和引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和資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哪些研究領域最受關注，及中國論文被引用的頻率。中共鼓勵學者優先引用中國論文，並促進國內研究而非國際合作。然而，這種支持也嚴格限制了中國學者的研究領域。例如批評在中國的寄宿學校，少數民族語言文化消亡等批評中共，或探討敏感話題的研究都是禁區。
由於這些限制，中國學者也不願意引用美國的論文或其他有關這些主題的國際研究。這種狹隘的關注不僅限制了他們的研究廣度，也減少了跨文化學術交流的機會，導致中國的學術環境更加封閉。而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撰寫大量有問題的論文，正在耗盡中國的創新能力。
在將學術研究轉化為現實世界應用的實際操作中，中西方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在高度重視原創性的西方，成功的產品和應用通常源自於研究人員開發全新的理念和概念。對原創研究的重視推動了創新，從而產生了突破性的技術和應用。相比之下，在中國，複製和逐步改進現有技術的情況更為普遍，最成功的產品和應用往往是改造或提升西方技術。這種方法雖然能有效的快速擴展和改進現有的創新技術，但卻往往限制了真正原創技術的發展。（小標為編輯所加，原泉編譯）
——作者格雷斯福（Antonio Graceffo）是中國經濟分析師，著有《一帶一路之外：中共的全球經濟擴張》（Beyond the Belt and Road: China’s Global Economic Expansion）。
原文「Inflated Research Output: The Reality Behind China’s Academic Metric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