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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她的公司只有六名員工。2018年，當她被紐約的媒體巨頭NBC解僱時，她認為這是她職業生涯的終結；也有許多人認為她的新聞主播事業將面臨困境。
然而，凱莉憑藉自己的傳播公司重新崛起，而且從未像現在這樣快樂愜意，具有如此大的大眾影響力。
另一位新聞記者卡爾森（Tucker Carlson）也經歷了同樣成功的旅程，他的新聞網絡非常龐大，其影響力甚至遠遠超過了他昔日在福斯（Fox）電視台所達到的高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為他的個人頻道工作，相信最多也不會超過十幾個人。
大家都知道播客（Podcast）節目主持人羅根（Joe Rogan）旗下節目的巨大成功和影響力。除此之外，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各自的領域中具有影響力。由傳統媒體主導影響力的範圍似乎正在急劇縮減。在這個熱鬧非凡的選舉季中，我們可以發現各個自媒體的影響力無處不在，候選人們都在各個播客圈頻頻亮相。
人們可能會把這個現象歸因於媒體技術的普及。現在，每個人都有能力製作和傳播各個領域的節目內容。因此，個人媒體當然會蓬勃發展。然而，真實情況卻更為複雜。
人們越來越不信任傳統媒體
蓋洛普（Gallup）民調公司發布了一項題為「美國人對媒體的信任度仍處於趨勢低點」（Americans’ Trust in Media Remains at Trend Low，10/14/2024）的民意調查，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視角。民調結果顯示，人們對主流媒體的信任度正處於歷史新低。從1976年水門事件（Watergate）後72%的高點，跌至如今的31%。這是一個巨大的滑坡，這不能僅僅歸咎於技術變革。與此同時，民意調查還顯示，人們對政府和所有官方機構的信任度急劇下降。
蓋洛普的這份調查報告指出，「在參與民主進程的10個美國公民和政治機構中，新聞媒體是最不被信任的群體。對於由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的聯邦政府立法部門的評價，與對媒體的一樣差勁，只有34%的人信任該部門。」
相比之下，「大多數美國成年人表示至少相當信任，他們的地方政府能夠處理地方問題（67%），他們的州政府能夠解決州問題（55%），全體美國人民能夠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下對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做出判斷（54%）」。
根據這項民意調查，似乎在人們的心目中，我們正在默認回到法國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筆下的美國。他在代表作《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完成於1835-1840年）中指出，美國建立了一個由朋友和鄰居組成的自治社區網絡，而不是一個由中央管理和控制的整體。機構離人們的直接經驗越遠，人們就越不信任它們。即使不考慮其他因素，情況也應該如此。
傳統媒體的黨派色彩太過濃厚
在這種情況下，成因不僅是距離，也不僅是日新月異的媒體技術。至少在這九年來，傳統媒體的黨派色彩一直非常濃厚，以至於疏遠了廣大觀眾。高層管理人員很早就知道了這個問題，並努力加以解決，然而他們面臨著來自內部的巨大壓力，這些壓力來自於接受過常春藤名校教育、執著於「覺醒」（woke）意識形態的記者和技術人員等。
2016年大選之後，《紐約時報》試圖修復因完全錯誤處理和誤判總統大選而造成的損失。它聘請了新的編輯和作家，然而他們難逃遲早會被解僱的宿命，這提醒報社高層，一場文化革命正在風起雲湧，「個人的即政治的」（看起來屬於個人的事情， 其實都是受到政治力量所影響的），反之亦然。
該報紙重新退回到了極端的黨派主義，讓所有者和管理者不得不絞盡腦汁去想其他辦法來維持盈利。
因此，整個媒體業似乎正處於漫長的崩潰過程中，且陷入無藥可救的境地。大量讀者已經遠離該報紙，轉而選擇那些不一定是偏袒對方黨派立場的，而只是致力於講述讀者關心的事實和真相的新型報紙。
媒體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長期以來，我一直對一個問題感到困惑：這種信任的喪失完全是因為媒體偏見帶來了改變，還是因為新的技術手段已經充分揭示了可能一直存在、但尚未廣為人知的東西？我沒有答案，但這個問題值得反思。
回想我的童年時代，當時媒體資源缺乏，只有三個電視頻道和一份當地報紙。除了在公共圖書館，從來沒有機會看到《紐約時報》等傳統大報。晚間新聞在下午5時或6時播出，持續30分鐘。開頭是國際新聞，接著是國內新聞，然後是體育新聞，最後由當地的分台播報當地新聞和天氣預報等。
每天大概有10分鐘的全國新聞，分別在三個不同的頻道播出，每個頻道報導的內容大致相同。媒體報導清晰及時。那時候，人們選擇電台的依據是他們是否喜歡播音員的聲音和個性。新聞媒體備受信任。試想一下，這種信任是基於可靠和出色的報導，還是僅僅反映出人們對一切是那麼的一無所知？
在那個年代，我的父親對他在電視上看到所有的東西都深表懷疑。不知為何，他直覺的認為時任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被水門事件醜聞所累。他推斷，有人要對付他，不是因為他做了壞事，而是因為他已經做了和打算要做的好事。我父親不斷宣揚這種觀點，這讓他與身邊許多人顯得格格不入。事實上，在我年輕的時候，就知道父親是個異類。對於他的許多觀點，我朋友的父母都不同意，我的老師們也不同意。
然而從那時起，很多事情似乎都在驗證我父親的觀點。假設「水門事件」發生在當今世界，那麼勢必會引發眾説紛紜的各種觀點輿論，各個電視台都會推出各種行為人的動機，大家都會爭先恐後的尋找真相。我們當然不會依賴《華盛頓郵報》那兩位相對缺乏經驗的記者。
我恰好相信這是一件好事，雖然這也帶來了信任的喪失。也許以前的信任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有道理，只是因為當時的選擇太少了。資訊來源隨著時間的推進越來越多，從維吉尼亞州的公共廣播電視公司（PBS），到亞特蘭大和紐約的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再到華盛頓特區的有線和衛星公共事務網絡（C-SPAN）。隨著電腦網路的出現和社群媒體的興起，媒體的面紗才真正被揭開，媒體也隨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如今，政治領域的各方人士都對媒體環境的變化深表遺憾。2004年民主黨籍總統候選人凱瑞（John Kerry）曾說，如今的媒體環境讓執政變得幾乎不可能；而2016年民主黨籍總統候選人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則更是提出了就「不實資訊」進行刑事處罰的想法。如今，「不實訊」這個詞被頻繁提及，但基本上是在定義某些人不喜歡的言論。
媒體應該堅持探尋真相
總而言之，替代媒體的崛起肯定導致了大眾對主流媒體的信任度下降。這可能並不反映人們從根本上改變了對媒體的偏見，而僅僅是反映了我們現在才充分認識到什麼才是真正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最好把這些趨勢看成是好消息，但前提是，我們必須堅持於看到現實的真相。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堅持探尋真相。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新聞主播凱莉與卡爾森旗下公司的經營模式：他們用更少的員工做了遠遠超出了人們想像的更多的事情。可以預見的是，未來許多傳統媒體公司都將縮減人員。新興媒體可以用較少的人做更多的事。他們可以做到更公平、減少偏見。殘酷公平的經濟現實很可能導致這種情況成為現實。
整個資訊和媒體經濟的格局正在發生巨大變化。這正是我們聽到越來越多要求審查呼聲的原因。許多政治與社會精英渴望過去那種沒有其他選擇的罐裝式和被建構的敘事。但是，有據可查的信任缺失使得這種願望只能是痴人說夢。這不可能發生，也不會發生。
一言以蔽之，在我們這個時代，贏得受眾忠誠度的唯一可行途徑就是以事實為基礎，誠實可靠的報導與發聲。而贏得受眾的信任，是媒體機構的第一要務。（小標為編輯所加，信宇編譯）
——作者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德州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專欄，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
原文「The Shifting Media Landscap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