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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中共冤判被關了12年的原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法律顧問室執行主任杜文，現居歐洲。他有時候會碰到像他多年前那樣不相信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的人，他就跟這些人說：「你們去北京大街上去看看，醫院周圍的地磚上都貼著各種換器官的廣告，鋪天蓋地的，像前些年做『假證』廣告似的。」
「每一個廣告都是證據，每一通電話都是證據。」杜文說，他憶起了他在獄中見過的種種和活摘器官有關的事情，「只有你親身經歷了，（你才能感受到）有種深不見底的黑暗，好嚇人，好可怕……」
作為中共內部幫派鬥爭的犧牲品，杜文在暗無天日的中共監獄中九死一生，2023年才出國定居歐洲。
他於今年聖誕節期間第一次來美國紐約，並訪問了他受訪多次的、他口中的「中共最重視的」、「唯一沒有被收買的海外中文媒體」──《大紀元》和新唐人媒體集團。
對「活摘器官」認識的第一階段：不信關於法輪功群體呼籲制止了近20年的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惡，杜文說他有3個階段的認識過程。
第一個階段是「不相信」。
「我作為一個正常人我不信，還有活摘器官？無論如何我都不信，因為這不是人能幹的事，這是畜生幹的事。」他說，「這個故事我聽了很久了，（但我還是）想法輪功學員在瞎掰。」
對「活摘器官」認識的第二階段：中共摘死刑犯器官第二個階段是相信了中共是會摘死刑犯的器官。
杜文在入獄之後，在看守所待了6年，期間他看過32個人被判死刑後走出牢房。他有時候幫助這些死刑犯寫申請捐獻器官文件，這時警察就跟杜文說：「捐什麼捐啊？開玩笑，誰給（死刑犯）錢啊？」
其中發生一件事情，有一天杜文和一個死刑犯同時開庭。杜文就問一個法警，「現在的死刑怎麼執行，原來被槍斃的人要交子彈錢，聽說現在打針（執行死刑），這個針交不交錢？」
「那個法警說，打一針要2,800塊錢（人民幣，下同，約新台幣1萬3千元），但是現在不需要（死刑犯）交錢了。我問為什麼，他說可簡單了，就是給人打上麻藥把器官一摘，人就死了，不需要打針了……」
杜文回憶說，「我這會才知道，真有『活摘器官』之說哎」，「警察明確告訴我，不要考慮這個器官問題，都給你摘了，啥事兒也沒有，跟你也沒什麼補償，就等於你回饋社會了。」
杜文後來出獄後問了一個法院系統的老朋友，後者也明確告訴他現在死刑犯根本不打針，「法醫去跟有關係的醫院一說，醫生過去就把肚子給取走了，之後就火化，家人看不見，不讓家人見屍體，只讓家人見骨灰。」
這期間杜文還看到了時任中共衛生部長的黃潔夫對國際媒體採訪時說的話，「他等於作證了死刑犯被活摘器官這個事情，基本做實了，很明確了。」
對「活摘器官」認識的第三階段：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後來，杜文走到了認識的第三階段，那就是他終於相信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法輪功學員說的是真事。
「我遇到一些有錢的獄友（曾經）換器官，主要是換肝換腎，有的花300萬（約新台幣1,344萬元），有的花200萬（約新台幣896萬元），有的花90萬（約新台幣403萬元），這是最便宜的，我就問他們怎麼換的。他們說：有人幫你去組織，有人賣，你拿錢就行了，其它的不用管……它有產業化的問題。」
杜文說，「我從這兒才知道，原來活摘器官這個事兒是實實在在存在的，並不存在什麼有水分這個問題；而且這個規模可能遠超外界的預期，因為你看我們一個小小的監獄的一個監區就這麼多換肝換腎的，周圍的人換器官多了去了（我的一個老朋友突然死了，後來聽說換器官死的），哪來的？有幾個捐的呀……」
「按需殺人」的器官移植那麼為什麼還存在著價格不同呢？杜文出獄後一打聽才知道，是不是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價格不同，年齡不同價格也不同。
「這個是很簡單的邏輯──法輪功學員這個器官，因為這個煉法輪功的，他是不抽菸、不喝酒的，身體健康。為什麼價格不一樣，他換就90萬，他換就200萬，為什麼？這裡面的腎源是有差異的，我問了才知道。」杜文說，「法輪功這是其中一方面，還有年齡差異，太小了還不行，孩子的也不行，就是16歲到22歲之間，這個（器官）是最好的狀態。」
杜文說，這樣就出現一個問題，如果犯人的配型成功了，不管你犯罪是很輕的，也不管你情節嚴不嚴重，還是要判死刑的，這就是所謂「按需殺人」。
他還親身經歷過一件事情，去年出獄之後有一個女士找上門來，說她做一個絕育的卵巢手術後發現腎丟了一個。
「她找我說能幫忙嗎？我說這個事情確實應該幫你寫個材料，認真反映一下，不行的話通知新聞媒體……正說著這事呢，我讓她準備醫院診斷證明這些材料，後來這個人就人間蒸發了，再也找不到了。」杜文說，「這事就發生在去年。」
與杜文同行的一個朋友、紐約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國際戰略戰略家趙雲龍博士表示，就在兩天前，在紐約，他和一位友人吃飯，問起對方太太怎麼沒有同來，對方說太太「在中國等著換腎呢」。
趙雲龍問：「為什麼不在醫療條件更好的美國換？」對方答：「中國很快就可以換，美國的排隊時間太長。」再問對方就諱莫如深，不再談了。
遍地換器官廣告「那都是證據」杜文出獄之後去北京，看到大街上、各大醫院門前門旁的地磚上貼滿了換器官的廣告，真跟前些年滿大街的做假證廣告一樣。
「以前我還說『什麼是證據』，那就是證據！現在北京大街上貼著各種各樣的廣告──鋪天蓋地啊，每一個廣告都是證據！每一通電話都是證據：人的器官是可以公開買賣的！」杜文說，「（廣告上說）『你配對不成功就打這個電話自然給你配上』，只要你錢給足了，抓一個活的過來摘下來給你，這都是不在話下的事情。他們有個組織體系，有醫生各方面什麼都有……真是在大規模活摘人的器官啊！」
回顧自己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和中國人器官一事的認識過程後，杜文沉重地說：「這些事情只有親身經歷了才會看到後面有種深不見底的黑暗，你就發現，哎呀，這個確實是好嚇人的，好可怕的。做假證還打擊呢，換器官卻沒人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