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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生兒連續九年負成長，為緩解少子化趨勢，政府積極推動生育津貼及人工生殖補助，但成效不彰。對此，有醫師認為，生育津貼是「治標不治本」。另有執業安親班老師認為，生育後的教養道路漫長，建議能提升「托育系統」支持，像是在大企業增設托育中心，讓年輕夫妻願意嘗試生育。
據內政部統計，2024年新生兒為13萬4,856人，不僅低於2023年，甚至比2022年的虎年還低，是千禧年後首次「龍年」出生數低於「虎年」的現象，也創下新生兒人數的新低紀錄，台灣少子化趨勢存在隱憂。
為解決少子化問題，除各縣市政府推行鼓勵生育津貼外，自2021年起，政府擴大不孕症治療（試管嬰兒）補助政策，補助對象為不孕夫妻，最高補助6個不孕症治療週期，至今已誕生約2萬多名新生兒，不過行政院政務委員陳時中近日也坦言，儘管不孕症治療補助的投資報酬率非常好，但整體新生兒數目仍令人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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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環境不改變 台灣少子化難逆轉
衛福部台中醫院婦產科主任劉仁杰向《大紀元時報》表示，國家雖訂定計畫，針對不孕症病人提供人工生殖技術補助，讓這類族群能生育，但問題是不孕症病人數並不多，增加的新生兒人數其實有限。
另外，各縣市紛紛提供不同的生育補助，但仍是「治標不治本」。劉仁杰說，因為很少人會為了能夠獲得補助，就去生小孩，後面的教育照顧才是大問題，若大環境不改變，台灣少子化趨勢很難逆轉。
劉仁杰認為，國家的生育政策應調整，像是從稅制上，假設有三個小孩以上，能調高多少免稅額，或提供生小孩能有購屋優惠。台灣房價高，對於一般年輕夫妻而言，買房後恐難再考慮生育，無法達到安身立命的目標，也降低了生育意願。
劉仁杰分享，就其三十多年的從醫經驗，在民國50至60年代，台灣每年出生人口有40至50萬名新生兒，當時大多都是生2個，心理上覺得生兩個恰恰好，小孩子能互相照顧，現在一般都是生一胎居多，當進一步詢問原因，大多都是說「養不起」。
政府政策淪為「宣導」性質 應探究社會結構、文化因素
執業安親班老師李玉玲從事幼兒教育近30年，過去也曾有幼兒園任教經驗，她向《大紀元時報》表示，台灣從過去的多子化時代走到現今的少子化，這段變遷讓她深受衝擊，也有許多感慨。
李玉玲表示，政府雖然積極宣導補助措施，但明顯看到，政府無法解決少子化問題的原因，更涉及社會結構、文化因素。
李玉玲分享其觀察，近幾年來，台灣高房價、生活成本增加，有些年輕父母雖然原先對婚姻、生育有點卻步，但看到政府的補助措施，也就真的生了小孩，但沒想到後來卻發現，生小孩後無法兼顧生活，甚至是媽媽面臨的女性職場環境，就其敘述當中，有些事情讓人覺得很不合理，這使得生育成為一大挑戰，甚至有人因無法承受內外在壓力而選擇終止第二胎妊娠。
從社會與文化層面來看，李玉玲表示，如今年輕人普遍晚婚，主因是對婚姻存有顧慮，擔心婚後生活不如預期，因此更傾向選擇同居。另外，長者觀念也跟著時代改變，回想她那個年代，父母都會催促生子，表明願意協助帶小孩，希望趁有力氣時幫忙帶小孩，但現在的長輩會認為，想要好好過自己的日子，甚至表明「孫子抱給我看就好，不要讓我帶」。
李玉玲說，上述種種原因，讓政府的少子化政策淪為「宣導」性質，但政府並未深入探究年輕夫妻為何不生，或生一個小孩後為何不再生，持續追蹤其原因，並改進、推進政策。
李玉玲任教的安親班，位於台北市精華地段，鄰近仁愛路、信義路及安和路，家長普遍社會經濟地位高，對孩子教育的細節也不容馬虎。
李玉玲表示，少子化對安親班老師影響非常大，過去國小一年級班級數最多20班，目前只剩10班左右，再加上現在剩下的空教室，學校會開設課後輔導班，收費比安親班低，也讓安親班招生受影響。
李玉玲說，現在安親班老師還要到學校門口發傳單，吸引小朋友，以前都不用，很快就招生額滿，但就其而言，要抓住家長的心，關鍵就是「把孩子的品格教育教好」，協助家長解決孩子的問題，像是上課不願聽講、學習遲緩等，她也坦言，「這跟以前做安親班來講，真的差很多。」
李玉玲表示，如今安親班老師的角色必須拿捏得當，否則生存不易。面對孩子的脫序行為，必須斟酌立場，並委婉引導，避免過度干涉而引發家長不滿。此外，家長的負面行為也可能成為孩子的模仿對象，即便老師進行正向教導，孩子仍可能曲解並負面運用。
台灣能否逆轉少子化？李玉玲認為，這是一項艱鉅的挑戰。目前政府對「托育系統」的支持力度仍顯不足，她建議可從此方面著手，例如鼓勵大型企業或社區增設托育中心。
李玉玲解釋，小孩的教養道路相當漫長，就其經驗來說，能減輕上班族媽媽的困擾，兼顧工作、育兒，不用每天煩惱孩子今年要給誰照顧，費用比照公托，讓年輕夫妻願意嘗試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