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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司法部近日宣布，專項行動一年內調整清退逾30萬名不符合資格的行政執法人員，並清理7千多個違規執法主體。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此舉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機構優化，而是財政危機下的被動收縮，同時也是官方藉「整頓」之名轉移矛盾、切割責任的慣常操作。
據《新京報》等媒體報導，5月21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記者會，司法部副部長胡衛列說明，當局調整清退不符合資格條件的行政執法人員30多萬人，清理不必要的執法事項40多萬項。他提到，各地免除罰款總計110多億元人民幣。同時也看到，執法不作為、亂作為以及過罰不當、罰而不管等問題還時有發生。
對此，北京學者楊明（化名）5月24日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當局所謂「清退不符合條件人員」，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機構優化，而是財政壓力下的被動選擇。
楊明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持續低迷，外企撤離、民企倒閉現象加劇，就業形勢惡化，地方財政也日趨緊張。他說：「稅收不行，公務員開支都成了問題。」很多地方政府目前已經出現財政運轉困難，「很多非核心部門的公務員，有的是只能發八成工資；有的是現在發的，還是三四個月之前拖欠的工資，很多都是這種情況。」
楊明指出，當局已經意識到未來財政壓力只會越來越大，「未來體制內那些人越來越開不出工資了，這個趨勢很明顯，所以它現在開始採取減人的辦法。」
「臨時工背鍋」亂象由來已久
海外人權律師聯盟負責人吳紹平對《大紀元》表示，被當局清退的「30萬人」，並非正式公務員，而是長期活躍在基層執法體系中的合約工、勞務派遣人員、協管員、輔警、外包城管以及各種「綜合執法」人員。
他說，中共長期使用沒有正式編制的人員承擔實際執法工作，讓沒有法定執法權的人代替官方執行任務，這背後反映的是一種特殊的治理邏輯；中國社會過去頻繁出現「臨時工背鍋」的輿論現象，就是這種體制運作方式的體現。
中國維權律師陳為民（化名）則補充，長期以來基層治理體系的實際運作狀態是：「臨時工幹活、正式工閒著這麼一個狀態。」這些人收入不高，但承擔的工作卻「又雜、又累、又髒」。
「當局不是從減輕民眾負擔出發，而是因為它自己的資源攫取越來越困難，所以先把這些臨時工犧牲掉。」陳為民對《大紀元》表示，中共表面上經濟體量仍然龐大，但「制度性的、根源性的結構問題解決不了」，導致財政壓力不斷加劇。當資源獲取難度增加時，當局首先犧牲的，就是處於體系底層的編外人員。
多地長期存在「非法增設機構」
除了上述中共司法部提到的清理30萬編外執法人員外，官方還提出「清理不符合法定條件的行政執法主體」7千多個。對此，吳紹平認為，這意味著很多地方長期存在「非法增設機構」問題。一些地方自行設立了大量名目繁雜的執法機構，包括農業執法大隊、糾察大隊等機構，「很多機構本身並不是法律允許存在的；但地方敢這麼幹，背後其實也是上下默許。」
此外，他認為，還有一些所謂「執法主體」其實是外包公司，「它們根本不具備行政主體資格，但因為承接了執法業務，就披著執法外衣出去罰款。」
據陸媒此前報導，山東、浙江、江蘇、廣西、湖南等地近年撤銷大批基層議事協調機構，其中曾為吉林省深度貧困縣之一的通榆縣，2024年撤銷議事協調機構超過900個。
官方整頓 是甩鍋還是改革？
面對官方高調宣傳的「規範執法」成效，專家普遍持懷疑態度。吳紹平認為，當局此次行動的兩個核心目的，「第一是甩包袱。」透過裁撤大量編外人員，減輕財政負擔；「第二是甩鍋。」「民怨太大了，它現在就告訴老百姓：不是中央的問題，是這些臨時人員亂執法。」這種做法本質上仍然是在切割責任。
楊明則以數十年「機構改革」歷史為據，「搞了這幾十年，實際上它的編制越裁人越多，越裁機構越龐大。所以不要相信裁員這些鬼話。」他特別提到，在體制內部，「關係」依然決定一切。「有關係的都裁不掉」，這一點連普通民眾都看得非常清楚。
楊明指出，雖然部分行政系統可能縮減人員，但強力部門、維穩部門不但不會縮編，反而持續擴張。此外，他還提到，一些社會閒散人員也可能被納入維穩體系：「有些地方政府招收流氓地痞作為打手，做一些政府不好出面的惡事。」楊明認為，這與當局對社會風險上升的擔憂密切相關。「只要這個政權的性質不變，它必然與民為敵，它必然搶劫民眾，那矛盾也必然會爆發。」
陳為民則指，中共體制的深層邏輯決定了這類整頓的局限性；中共長期推行的「低人權經濟模式」，以及「以鄰為壑」的發展思路，這種模式建立在不斷壓榨基層、不斷擴張權力之上，如今已經越來越顯露出其嚴重後果。
對於此次被裁撤的大量基層編外人員，陳為民表示，這些人雖然曾參與維穩體系，「不是完全無辜」，但他們如今被迅速拋棄，也再次反映出這一體制的運行特點，「中共永遠是把刀揮向金字塔底下的人，或者說食物鏈末端的人。」當局真正不會觸碰的，是龐大的權力與利益結構；而最容易被犧牲的，則是基層人員與普通民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