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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來，許多日本企業撤離中國，日本地方銀行也隨之「去中國化」，逐漸將重心轉向東南亞、印度、北美等地。專家表示，這代表日本企業正為應對「後中國時代」，提前在印太及全球進行戰略佈局。
日本地方銀行協會報告顯示，20年前，日本地方銀行開始進入中國，以支持在中國拓展業務的日企。由於日本中小微企業占企業總數99%以上，需要拓展海外業務，中國成為他們的選項。
日本地方銀行如今擴展全球，反映出日企生產基地從「中國製造」逐漸轉向東南亞、印度、北美等，地方銀行也跟著建立海外合作網路。去年，「多極化布局」進一步加速，重點轉向印度、越南、東南亞等地，中國不再是唯一核心。
海外合作內容也發生變化。據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報告，日本地方銀行從2015年的「海外合作銀行」變成「建供應鏈網路」。JBIC與地方銀行合作從單純融資擴大到資訊、人員交流和海外投資支援等。
2015年，美國是主要的投資與市場據點，去年更成為半導體AI 、新創科技、先進製造業重要合作中心，部分日本銀行增設美國西岸據點，以專門蒐集新創與科技投資資訊。此外，日本大量製造業轉向印度布局，日印跨境融資合作加深並增多。
換言之，20年後的今天，日本地方銀行開始從「中國中心」撤離，轉向（China+N策略），向東南亞、印度、北美等地拓展，進行全球布局。
日本地方銀行過去20年的海外辦事處分布變化。上圖2005年，下圖2015年。（日本地方銀行協會）
日本地方銀行過去20年的海外辦事處分布變化。圖為2025年。（日本地方銀行協會）七十七銀行：去中國化典型
七十七銀行總部位於日本宮城縣仙台市，是東北地區規模最大地方銀行。該行報告指出，截至去年3月，全球共526營業據點；在中國占32.3%，有170處最多，但10年來呈現遞減：2015年205處，2020年減少為189處，2025年再減少至170處。
報告說，因應中美關係變化、中共政策走向以及勞動成本上升，該行正重新配置據點。越南和泰國等國，作為中國在製造和銷售領域的替代市場，影響力日增，據點由2005年26處增加，至2025年為232處。
日本政治經濟觀察家福澤喬說，無論日本大銀行還是地方銀行，都將投資重點轉向東南亞，尤其是印度，是大勢所趨，也合乎從安倍晉三以來的日本國際政治、防衛理念。
日企供應鏈轉移 日銀撤離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孫國祥對《大紀元》表示，「日本地方銀行撤離中國，原因在日企供應鏈與投資重心轉移。中國經濟放緩、消費疲弱、有房地產與地方債風險、外資投資意願下滑，使中國市場已從『成長型市場』轉為『高成本、高風險、低增量』市場。」
他說，「另一個重要考量是地緣政治與合規風險。台海危機、中日關係緊張、美中科技戰、出口管制、稀土與關鍵物資風險，都使日企重新評估在中國經營的脆弱性。」
福澤喬表示，中共於疫情封控、對日本人不友善、美中對抗、台海危機、實施《反間諜法》等，都對在中日企構成潛在風險，迫使日本放棄向中國一邊倒，走向多角化。
日本三大銀行對中國投資也縮減
福澤喬說，日本三大銀行在中國放款規模也明顯縮減，過去5年（截至今年3月）三井住友銀行減少約40%，瑞穗銀行減少超過30%，三菱UFJ銀行則減少約20%。
日本貿易振興會統計，去年海外日企盈利者占66.6%，持平占16.9%，赤字占16.6%。其中，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日企盈利狀況最佳，為83.3%，而中國排名倒數第2。
日企主要支柱的汽車業方面，調查顯示，今年營業狀況預計改善最多是印度的62.5%；而中國依然排行倒數第2，盈利僅20.3%，而預計惡化竟高達40.5%。
未來1至2年，有八成在印度日企預計擴大營業規模；而在中國僅占21.3%，縮小營業規模的占12.6%。在18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排名第17，香港排在最後第18位。
影響在中國日企擴大經營規模的原因，是中國經濟景氣持續低迷，且市場需求未來難以恢復。
提前部署「後中國時代」
孫國祥表示，東南亞與印度成為日本銀行海外布局新重心，主要是因為日企海外投資重心從「中國集中」轉向「亞洲分散」。銀行不是單獨行動，而是跟著客戶走。
他說，「第一，中國在日企亞洲戰略地位下降，不再是核心；第二，日企正在把效率優先轉向韌性優先，不再只追求中國低成本與完整供應鏈，而更重視分散風險、避免地緣政治衝擊與台海危機外溢。第三，東南亞與印度不只是承接中國外移產能，更逐漸成為日本金融、製造、投資與戰略布局新平台，這反映日企對『後中國時代』亞洲供應鏈秩序的提前部署。」
孫國祥說，「日本銀行的行動反映出一個趨勢：企業與金融機構正在把中國從亞洲戰略核心，調整為重要但需控管風險市場，並把未來成長押注在更分散、更有韌性的亞洲布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