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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肝臟移植權威陳堯俐因仲介9名病患赴中國接受器官移植，成為台灣首位因涉及境外器官仲介遭衛福部撤照、永久失去行醫資格的醫師。這起案件不只是一名醫師違法仲介的個案，也讓台灣社會重新看見中國器官移植體系長年不透明的黑洞。
2026國際扶輪年會6月13日至17日在台北舉行期間，國際終止強制摘取器官衛星扶輪社舉辦三場《國有器官》（State Organs）紀錄片放映會及專家論壇，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扶輪社員、人權工作者及專業人士參與。17日最後一場座談中，《國有器官》製片人兼編劇宋美馨、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黃士維等人，從台灣病患赴中移植、醫療倫理與中國器官來源疑雲，談到這起案件背後更深層的問題。
陳堯俐案為何重要：台灣病患如何被送往中國
陳堯俐曾是台灣肝臟移植權威，卻因仲介國內9名病患赴中國接受器官移植手術，遭法院依違反《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判刑2年、緩刑5年，認定不法獲利新台幣1466萬元。衛福部也撤銷其醫師執照，使他成為台灣首位因涉及境外器官仲介而遭撤照的醫師。
根據2025年7月一審判決內容，陳堯俐透過醫學交流結識中國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臧運金，以及湖南長沙中南大學湘雅三醫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明英姿等人，並與仲介黃孟鈞、楊岱霖及林芳蘭合作，經營跨境器官移植業務。
這也讓陳堯俐案不只停留在台灣醫師違法仲介的層次，而是進一步指向一個更大的問題：台灣病患被送往中國接受移植時，器官從哪裡來？這些中國「名醫」背後，又是什麼樣的醫療體系？
宋美馨揭臧運金背景：別只看到「中國名醫」
宋美馨在座談中指出，陳堯俐案中被提到的中國醫師臧運金，也出現在《國有器官》所追查的中國器官移植脈絡中。臧運金曾任青島大學醫學部器官捐贈與移植研究院院長、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官方資料稱其完成肝臟移植手術超過2600例，連續多年名列中國名醫百強榜肝移植手術前十位，並被特聘為山東「泰山學者」。
但宋美馨提醒，台灣醫界與民眾不能只看到「名醫」頭銜，更要理解這些醫師如何在中國器官移植體系中崛起。她指出，臧運金在1999年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後不久，被派往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器官移植外科技術，返國後投入肝臟移植體系。根據中國醫學期刊資料，臧運金在2004年1月至2008年7月間，完成約1600例肝臟切取，平均幾乎每天一例。之後他曾任北京武警總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長，2014年再赴青島大學建立器官移植中心。
宋美馨說，許多台灣醫師或病患可能以為，介紹病人到中國是找「名醫」救命，但這些名醫的來歷、訓練背景與器官來源，才是必須被追問的核心。
2021年2月26日，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公告臧運金去世。當地人士則向媒體披露，臧運金疑似跳樓身亡，且當天原本還有4台手術等著他。至於其死因是否涉及非正常死亡，外界至今仍有疑問。
從失蹤者到家屬等待：《國有器官》拍的是被消失的人
宋美馨表示，她最早是在2001年讀到張雲鶴紀念丈夫的一篇文章，文中情感真摯，深深打動她。由於兩人年齡相仿、背景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她開始特別關注張雲鶴的遭遇。2002年，她聽聞張雲鶴從監獄中離奇失蹤，從此一直想知道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直到2016年，宋美馨有機會與張雲鶴家屬交談，才意識到更深層的問題。她指出，在多數國家，警方逮捕一個人時，至少會告知罪名與後續司法程序；但在中共針對法輪功的迫害中，許多人被帶走後沒有文件、沒有紀錄，家屬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尋找親人。
宋美馨說，許多父母不願相信自己的孩子可能遭到活摘器官，只能抱著微弱希望等待，相信孩子也許還活著、也許有一天會回來。這樣的等待，往往一等就是20多年。
她提到，張雲鶴的父親2019年過世時仍睜著眼睛，始終沒有等到女兒回家。過去20多年來，中國許多家庭失去善良的孩子，但因為強迫失蹤與恐懼，很多人無法開口說話，她希望透過電影，把這些被迫沉默的故事說出來。
黃士維：台灣約4000人赴中換肝腎 問題不能只看供需
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泌尿科醫師黃士維表示，自己從2001年開始注意到台灣病患赴中國接受腎臟移植，並自2006年起研究相關議題至今。過去約25年間，台灣約有4000多人前往中國進行肝臟或腎臟移植。除了台灣，南韓、日本、東南亞、中東與歐美國家，也曾有大量病患前往中國接受器官移植。當時許多人沒有深究器官來源，只知道中國可以快速安排移植。
黃士維表示，在2006年活摘器官指控受到國際關注以前，台灣醫界其實早已知道中國使用死囚器官。從1970年代開始，中國便使用死囚器官進行移植；到了1990年代，醫界也知道中國摘取器官的過程相當殘忍，只是沒有人真正看見過程。
「我們知道很殘忍，可是怎麼殘忍，沒有人真正看得到。」黃士維說，即便如此，在器官短缺之下，仍有病患選擇赴中國移植。中國器官移植體系規模龐大，卻長期不透明，中國本身肝癌、肝硬化患者眾多，加上海外病患需求，使器官移植市場形成巨大需求。
他並提到，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2015年曾形容，中國器官移植體系是一條「骯髒利益鏈」。當時面對媒體追問器官來源與移植數量，黃潔夫曾說「很多事情不要講得太清楚」、「有些事情自己想想就知道」、「你懂的」。這些話對西方人可能難以理解，但對華人社會而言，其實已透露很多訊息。「中國器官移植怎麼回事，很多人都知道，只是不願意弄得太清楚，也不願意真正去面對。」
醫師變成劊子手：移植醫學被拿來傷害無辜者
黃士維直言，活摘器官不是單純的醫療犯罪，而是對整個醫學倫理的羞辱。他形容，若以中國古代概念來比喻，活摘器官如同現代版的「凌遲」。不同的是，過去執行凌遲的是劊子手，如今動刀的卻是受過專業訓練、原本應該救人的外科醫師。
他說，器官移植原本是醫學界最引以為傲的成就之一，在台灣也被視為大愛醫療，國家投入資源鼓勵。但若移植技術被用來迫害無辜者，就是對人類、對醫學界極其嚴重的羞辱。
黃士維也指出，這項爭議從最初涉及法輪功學員，後來逐漸擴及少數民族，近年甚至有越來越多中國年輕人開始擔憂自身安全。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向外擴張，相關疑慮也逐漸受到東南亞國家關注。他認為，這樣的現象之所以能持續多年，最大的原因是「無知與冷漠」。
黃士維回憶，2006年開始研究此議題時，他曾訪談上百名病患、醫師與器官仲介，逐步拼湊中國器官移植體系的樣貌。但當他向許多人說明問題時，得到的回應常是冷淡與迴避。「很多人跟我說，我不想在法輪功和共產黨之間做選擇，我要保持中立。」他說，許多人擔心未來仍需要到中國發展，因此選擇沉默，也選擇不去面對真相。
黃士維強調，面對這類侵犯人權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不要冷漠，也不要無知。「把你所知道的講出去，把訊息傳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同時也要自己去挖掘真相，了解得更透徹。」他說，當越來越多人願意正視問題、關心受害者，這樣的悲劇才有可能被阻止。
台灣最適合帶頭獨立調查、立法反活摘的國家
曾參與德國器官移植體系、現任反強摘器官醫生組織（DAFOH）歐洲副主任的德國醫師安德里亞斯．韋伯（Andreas Weber）表示，該組織自2006年開始追蹤中國活摘器官問題至今已近20年。他指出，除了中國本地病患外，來自歐洲及其他已開發國家的患者至今仍持續前往中國接受器官移植，形成所謂的「器官旅遊」（Organ Tourism）。
韋伯認為，許多人將強摘器官視為政治議題，但本質上其實是醫學倫理問題。「問題就在於醫療界被武器化了。」他表示，當醫療專業被納入國家暴力體系，醫師不再是救人，而成為迫害工具，這才是國際社會必須正視的核心問題。
韋伯呼籲國際社會推動獨立調查，並加強立法打擊活摘器官行為。他認為，台灣因地理位置及民主制度的特殊性，具有重要角色，或許是最適合扮演先站出來帶頭行動的國家之一。此外，17日當天美國參議院正審議《法輪功保護法案》及《法輪功與強摘器官受害者保護法案》，顯示國際社會已開始正面回應相關問題。他強調，唯有更多民眾願意發聲、要求政府採取行動，才有機會阻止這類暴行持續發生。
清華博士遭關押5年 抽血後才知可能涉及器官配對
現場也邀請曾遭中共關押5年的法輪功學員黃威廉（William）分享親身經歷。原為清華大學博士生的他，因拒絕放棄信仰遭開除學籍並監禁5年。黃威廉表示，獄中每天被迫勞動16至18小時，製作塑膠花、燈飾等外銷商品，雙手經常磨破流血。後來赴美後，他甚至在商店看到自己曾經製作的產品，讓他感嘆全球消費者未必知道，部分商品可能來自良心犯的強迫勞動。
黃威廉說，除了長期勞動外，他還曾遭高壓電棍電擊、長期剝奪睡眠及單獨監控。他並透露，關押期間曾多次被抽血，當時身體健康卻無任何醫療需求，直到後來得知活摘器官相關指控後，才懷疑這些檢驗可能是在建立器官配對資料庫。「表面上看起來繁榮，但背後其實有很多殘酷的事情在發生。」他希望透過分享自身經歷，讓更多人了解中國境內人權迫害的真相。
